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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第二年便天下大乱：李闯入京，崇祯上吊，清兵进关，弘光拥立，“天崩地解”的灾难时代临头了。从此直到顺治五年八大山人剃度为僧，他都躲在南昌附近新建县的山区中避祸。这是血雨腥风的五年，也是八大山人审时度势、重新抉择人生道路的五年。一方面，清廷在顺治二年便下令禁止“故明宗室”出仕和应考，已考取举、贡、生员者一律“永行停止”。顺治三年更下令：“凡故明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不管你是降是逃，不管你是老是少，只要你是“故明宗室”，抓一个杀一个，统通消灭！这已是明令颁布的“宗族绝灭政策”了，别人也许可以跪降乞命做个顺民，“故明宗室”却连做顺民的资格也没有啊！
八大山人既是世代食禄的“故明宗室”，又是有功名在身的大明秀才，如今国破君亡，面对不给他留半条生路的残暴的“鞑虏”，按照儒家教义和他那经世致用的人生理念，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奋起抗清、尽忠报国。而且，打从顺治二年清兵入赣，江西各地的“故明宗室”和官绅士民也已经在奋起抗清。顺治二年，明宗室益王朱由本在建昌（今南城）起兵抗清，兵败逃往福建。顺治三年，明潞安王、瑞昌王聚兵抗清，并进军南京，兵败遁走。顺治四年，明麟伯王、蔼伯王抗清被俘斩首，明义王及子被俘斩首，明瑞昌王被俘斩杀。顺治五年，明宜春王聚众山寨抗清，被俘斩首。明贵溪王联合苗民抗清，兵败不知所终……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江西一省之内，也可以说就发生在八大山人周围。再说这些“故明宗室”按照“玉牒谱系”，也都是他的叔伯兄弟或子侄辈。如果他有志“重安宗庙社稷”，不论去参加哪一支队伍，条件都是现成的，用不着削发、披袈裟。
可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隐匿不出，旁观这滔滔乱世。这样的姿态正好说明了他内心在“怎么办”这一问题面前反反复复的犹豫和彷徨。
顺治五年，他的外部环境发生激变：左良玉的部属、明朝的降将、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年初突然率部叛清归明。稍后，控制着广东的降将李成栋也叛清归明。湖南的清军害怕遭受夹击，仓皇撤走，一时南方的抗清形势大好。可是南明的永历帝这时却被一个地方军阀挟持在浔州，这军阀竟敢当场殴毙朝廷的户部尚书，也敢当面大骂皇帝“忘恩负义”，而皇帝却只有“愧愤面赤”，毫无办法，连自身的行动自由也没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哪里还谈得上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谋划“匡复中原”！而清军却因此赢得时间，调集大军反攻，屠九江，围南昌，驱押南昌周围的丁壮老弱都去掘壕筑桥。酷暑施工，日仅—餐，饥、疲、病死者达十余万人。清兵又掳掠当地妇女分发各旗，淫虐而死者不计其数。清兵还将当地人口掳走，装船外运贩卖，男女老少都按斤计价出售，“扬州以上千余里，此等交易极为普遍”（《江变记略》）。致使南昌周围地区的“田禾、山木、庐舍、丘墓，为之一空”，成了人间地狱。而被围困在南昌城内的金声桓的兵将们也一样凶残暴虐，以人肉为美味，有计划有组织地杀人而食。他们预先派人在大街小巷的两端守望，用隐语互相联络，其中隐语中的男人叫“雄鸡”，女人叫“伏雌”，带刀的人叫“有翅”，结伴而行的叫“有尾”，“闻无翅无尾，即共出擒而食之”（《爝火录》），简直成了豺狼世界。
新建县就在南昌附近，八大山人应该就是这场人间惨祸的耳闻目睹者。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面前，大清宣扬的“天命所归”和大明宣扬的“夷夏之辨”，虽然彼此对立，却同属儒家教义，也都在实践中露出了狰狞面目，在血污火光之中显出了苍白和破绽。既然如此，“经世致用”的念头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也就无从谈起，他应当去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另一层生命意义了。
这一年，二十三岁的八大山人逃离新建县，来到进贤县的介冈灯社出家为僧。当他默坐在佛堂里接受剃度时，当那些“受之父母”的长发在磐钵木鱼与佛号声中纷纷剃落的那一刻，儒家理念、家国命运、世俗幸福和人间苦难等等，也都同时离他而去了。
八大山人从二十三岁削发为僧，到五十五岁焚裂袈裟回到故乡并且“慨然蓄发谋妻子”，他在佛门中耗费了三十二年时光，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演绎了一部“削发——蓄发”的“头发的故事”。
八大山人在剃度后的最初十年确曾潜心学禅，在佛门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二十八岁时，他被当地颇有名望的颖学弘敏禅师收为入门弟子，成了禅宗曹洞宗的第三十八代传人。这一年他的师父为进贤县八景题诗，要他奉陪唱和。这种师唱徒和的方式，往往是师父测试徒弟的品性、才情和禅学根基的常用办法。留存下来的那次唱和诗中，有一首是咏“吼烟石”。这块怪石的模样虽已不得而知，但看那名字就使人产生“七窍生烟”和声若洪钟等联想。师父的诗是：“梦回孤枕鹧鸪残，春雨萧萧古木寒。往事不须重按剑，乾坤请向树头看。”诗中有往事、残梦、按剑而起的冲动和对乾坤的关注，可谓遗民气息十足。而八大山人的和诗却是：“茫茫声息足烟林，犹似闻经意未眠。我与松涛俱一处，不知身在白湖畔。”可谓物我两忘，了无人间烟火气，真是六根清净了。外部世界的杀戮、血污、卑劣和壮烈、遗民与新贵、天命和华夷之辨等等纷争，这时统统都已留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也许因为这样的唱和使师父对徒弟的才情、悟性和禅学修养等都相当满意吧，所以四年之后，八大山人三十二岁的时候，便接替师父在进贤县的介冈灯社“竖拂称宗师”，聚徒讲经了。
“灯社”即禅堂，是禅宗僧侣们教育培训的场所。这一制度由唐代百丈禅师创立，后来因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虽有所演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类似。僧侣们在禅堂中过着清苦严格的生活，白天劳动，晚上进修或参省。必读书有《碧岩集》、《虚堂录》、《无门关》、《槐安国语》、《临济录》等多种。每年更有一段停止劳作、集中学习的时间，这期间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坚持坐禅或互相提问辩诘。也可以个别“参禅”即单独向师父请教，而这种请教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诘。住持僧即是师父，他是禅堂的精神支柱，必须是精通禅学而又经过考验的人，通常由年长的僧侣担任。禅堂生活并无固定的学习和毕业年限，有人在禅堂中学了二十年也不一定能通过考验，可是八大山人却在剃度后的第九年，以三十二岁的青年即“竖拂称宗师”了。这不仅证明了他的悟性好，也可旁证他在那些年曾多么刻苦努力地潜心学禅。
可是仅仅过了两年，三十四岁的八大山人就在答赠南昌友人的诗中，写下了“十年如水不曾疏，欲展家风事事无”这样充满失落感的文字。他的“家风”是什么？明代的诸王宗室既然都是政治阉人，他们无穷的闲暇时光如果不甘心被醇酒妇人空耗，就只有往学术技艺等方面使劲了。八大山人的祖先中曾出过不止一位知名的书画家，或“雅擅诗翰，遍交海内贤豪”，或“精于绘事，擅长山水，兼工花鸟”，所以书画翰墨应该就是他的“家风”。问题是八大山人在少年时代似乎并不怎么珍视这一“家风”，否则他完全可以像祖及父辈那样袭爵食禄，寄情诗文书画，以此怡神养性打发时光，犯不上弃爵应试去博取功名、另谋前程了。怎么在历经离乱忧患，遁入佛门十多年以后，却忽然想念这一“家风”，并有憾于未能“展”它即发扬光大它了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下上述答赠诗后不久，在这一年的年底或第二年初，他突然离开进贤，去奉新定居。他在进贤一帆风顺地当住持，称宗师，聚徒百余人讲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而且一去十八年，期间再也没有回过进贤。这样的姿态显然有点儿不寻常。
而且，和前几年不同，在三十四岁的下半年他忽然作了多幅画，题了多首诗，像是他当时的心境渴需排遣发泄似的。画意难论，且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