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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傅立叶把许多社会主义者集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傅立叶逝世之后（1837年），传播他的学说的主要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傅立叶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他同时主编傅立叶主义的正式机关报《法郎吉》和《和平民主日报》。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信徒们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共产自治村，这种试验虽然由于迫害而停顿，仍然不断地重新进行。
①见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08年纪念版，第265页上，梅林的注释。
里昂工人的起义（1831年和1834年）特别给了社会主义学说、同时也给了民主共和主义的学说以强大的推动力。早在1820年，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运动已经传入法国，主要是由巴萨德组织的。1830年，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领袖马志尼和烧炭党人联合，一年之后在马赛成立“青年意大利”的秘密同盟，1834年在瑞士又和其他国家的秘密组织合并成为“青年欧洲”。邦纳罗蒂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会社，并通过他的著作《巴贝夫的密谋》（1828年）①保持了对于巴贝夫密盟的回忆。最后，1838年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的领导下，成立了“四季社”，从本质上说，它是和“正义者同盟”结合在一起的。
①又名《为平等而密谋》。——中译本编者
虽然在所有这些运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它们的阶级基础是极不相同的。首先，“青年欧洲”这个联合组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的运动，它不超出对于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之外。而在各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中，则以“四季社”为最重要，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秘密的结盟和暴动来实现共产主义。
德国人的各个组织，主要是“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必须放弃至今一事无成的那种革命策略和派别分裂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组织和启发当地的德国手艺工人，当然也通过许多密使和回国的手艺工徒进行宣传工作。经过脱离“流亡者联盟”而进行的激烈的辩论——留在该同盟的，只剩下“象雅科布·费奈迭一类最无能分子”②——对于理论的明确性和具有自觉目标的行动的要求大为增强了。中心的纲领是根据人生来平等这个理论引伸出来的对于财产共有共享的要求，也就是所谓平均共产主义。
②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6页。
在这些条件下，1838年在巴黎产生了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①，其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主要思想。他和另一些盟员接受了“正义者同盟”的委托，从理论上论证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以便为同盟提供一个适合于新任务的全面的纲领。这一部著作标志了：魏特林与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追随这些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宗派，以及当时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暴动派相比，他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作出了长足的进步。被压迫者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已经由布朗基表述过，——但是他所指的始终是秘密结盟者一小部分人的恐怖活动。魏特林远超出布朗基之上，他号召全阶级的行动。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作为基本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手艺工人的代言人），要求通过对社会贫困的根源的研究，而为无产阶级指出一条走向更好的社会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一种和现存社会秩序相对立的什么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已经有不少了——或是号召新的暴动密谋。
①它是岁序更迭时付印的，有部分版本印有1839年字样。1840年译成匈牙利文，后来又译成挪威文。
这部著作的任务应该是启发群众，以便使群众在旧社会崩溃之后，在新的社会里认清道路，而不致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魏特林认为，劳动者贫困的原因在于“劳动和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不平等”。②这种状况主要是由金钱——它是人类一切罪恶和过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在未来社会里，首先必须废除金钱。在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机器的罪过，魏特林反对这种流行的意见，他认识到只因为现存的制度才把机器这个本来是减轻劳动和加速进步的工具变成了加强剥削和扩大贫困的工具。他还证明，从统治阶级或是从其政府方面来的改革，不可能导致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就象人们硬要你们相信的：迄今所写的、印的那么多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提高你们的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东西多得简直足够你们整个冬季住室烧火取暖之用，其实，其中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盘剥和虐待你们，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征求过你们的同意。”①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财富的共有共享制，它促成“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以及人类中的“无忧无虑和友爱”，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共有共享制，它表现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的联盟”，既没有国家疆界，也没有语言的隔阂。在“正义者同盟”的组织里，在工人联合会和在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德国手艺工人共产主义食堂里，魏特林看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解放，共产主义的建立才有可能。他写道：“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你们和他们之间的任何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于你们不利。”②
②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9页。
①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7页。
②同上书，第23页。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并且是向工人阶级一边倒——的党性立场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乌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锐的对立者。正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认识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内，在无产阶级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转化时期内，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恩格斯说的：“他们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①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记，魏特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与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曾经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倚赖于卡贝（布鲁诺·鲍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袭家”，特别是指抄袭卡贝而言）②。这无论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错误的。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1840年、也就是说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即1834年至1839年间，卡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传，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传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书的小品文性质来说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级，特别是手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说明，他们以很大的热情来谈论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级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①，他否定被压迫阶级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级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们也赞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书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②，其中主要是针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说，“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谋，只是逐渐地在同意、说服、谅解的道路上”③就能实现向财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