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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褪翘瞥扛龀直鹗敲扛龌适业亩懒⒌乃接胁撇Ｓ谑牵缥以凇睹献铀怠防锵晗杆得鞴哪歉龅览恚合乱桓龀换嵋陨弦桓龀陌嫱甲魑约和醭嫱嫉暮侠硪谰�222，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恐怕不大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是：从前（清朝、明朝，甚至更早的朝代）属于中国的地盘，现在自然也该属于中国。所以我得强调一下：别拿现代眼光去想古代问题，古人那时候一般都没什么“中国”的观念，只有各个王朝的观念。——顺便一提的是，即便说“春秋大义”当中的“华夷之辨”部分地消解了《白虎通义》上面引文中的“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的意义的话，那么，蒙元和满清的正统性便该受到质疑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蒙元和满清的领土规模有理由成为后面的时代里新政权的领土依据吗？——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承认为“是”，那就否定了《白虎通义》里“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的正统理论，也否定了“春秋大义”里的“华夷之辨”，更给未来开了个以现实论历史的口子；可如果承认为“否”……
如果是在汉朝，无论西汉还是东汉，这问题的答案必定为“否”，新旧两个王朝之间的关系是一定要被强调为“不属于继承关系”的，所以，改黄历、换logo和整体VI，都是在向大家强调这个概念，形式主义是一定要搞的。
——这样看来，治国也不难嘛，尧舜行，我也行！只要接手的是个好摊子，搞搞形式主义就可以了，这也实在太容易了！做领导的完全可以那什么垂拱而治、无为而治啊，对了，就像齐桓公那样。
不错，成功的例子就摆在那里鼓舞着我们，远的有大舜，近的有齐桓公，可是，如果追问一下的话：料理一个国家，总得有不少工作要做吧，都垂拱、都无为，那谁来真正做事呢？
当然得有人做事，他们不但要做，还要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地去做。领导的垂拱而治也好，无为而治也罢，全都得建立在手下人努力工作的基础上——有称职的小弟在打理，老大才能专心享福呀，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无为”的关键就在于用人。齐桓公不就是用了个管仲么，人家管仲可一点儿都不“无为”。
事情正是如此。董仲舒在解释为什么尧会给舜留下一个好摊子的时候说：尧在刚刚作老大的时候并不好过，但他致力于搞掉坏蛋、任用好人，于是，没过多少日子，尧手下的坏蛋纷纷死走逃亡，而能干的好人则被一个个提拔了上来，天下由此渐渐走向大治。
——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影响尤其深远的主张：组建好人政府。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归根结底，搞好政治的关键就在于“用人”两字，只有把“用人”一关把好了，领导才可以“无为”。
在人治的大背景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听上去掷地有声，可仔细一捉摸，这用人之道岂不成了掷色子——齐桓公不疑管仲，这是掷了一把“豹子”；唐玄宗不疑安禄山，这是掷了一把“蹩十”。一国政治的好坏，全要仰赖赌徒的眼光和老天爷给的运气？！
“用人”的这个思想直到现在都还很有市场，评书里给我们讲了无数忠臣和奸臣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搞掉奸臣、信任忠臣，就可以万事大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八个字是紧承着“亲贤臣，远小人”而来的，同样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至理名言。最好的统治者应该做到的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准确识别出谁忠谁奸，然后，赋忠臣予重任，给他充分地放权，让忠臣可以不受束缚地大展拳脚。
这一理论/理想在一部部的评书和电视剧里得到了无数次光彩照人的实现，也似乎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是，如果考察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生活，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如此一个妇孺皆知的浅显简明的道理，却很少真正地发挥过什么作用。
也许因为，这一道理受到了以下三个至少同样重要的道理的挑战：
1）人是趋利避害的；
2）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
3）权力是最好的腐蚀剂。
聪明的领导无论嘴上说什么，对这三句话无不心知肚明。我们来回顾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韩信在平定齐国之后，派使者向刘邦请求封自己为代理齐王，惹得刘邦差点儿当时就翻了脸。我们如果把这件事反过来想想：韩信如果不向刘邦提出这个“过分”的要求，刘邦对韩信会怎么想呢？——这是一个权力场上的通则，所以萧何镇守大后方的时候会故意去广置房地产，甚至还做出了一些抢男霸女的勾当；所以王翦在统率大军攻打楚国的时候，一次次地向秦王写信要求赏赐。韩信的这个要求其实并不像《史记》里所暗示的那样“过分”或者“幼稚”，如果换了我，我恐怕也得这么去提要求。韩信、萧何、王翦，乃至许许多多朝代里许许多多的臣僚，他们用这种手法往往都是在向天威难测的主子作出一种明确的暗示：我的野心不过如此哎，请您千万放心！而这种暗示因为符合基本人性，符合上述三条原则，所以是比较容易被领导相信的。这甚至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道理：在权力场上，作贪官乃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适度的贪更容易让领导对你放心。
“亲贤臣，远小人”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上去已经显得有些可笑了。对皇帝而言，能够让自己放心的正是那些有适度办事能力的贪官而不是清官，这也就意味着，在专制体制下，所谓反腐，往往只是权力博弈的手段和副产品（详见《孟子他说》第二册“绵羊世界”一节），机灵鬼们谁也不会拿反腐这个名词当真，因为真正让皇帝顾忌的恰恰是那些光彩照人的清官，所以这些人才是最容易被清理的对象。
我们这里说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清官。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清官不好管理。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公司，以业绩提成的方式来激励员工，但有这么几个员工出身豪门，钱多得几辈子花不完，来上班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还有几个是苦行僧出身，视金钱如粪土，所以，他们自然有自己强有力的一套工作观念，你想用提成和处罚来控制他们，可人家拿你那点儿小钱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你就算拿开除来威胁他们，人家也毫不在意。所以，这样的员工是没法管理的，即便他们能力再强，但用起来很不顺手。当初赵构问岳飞国事如何可为的时候，岳飞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命。——可是对皇帝来讲，如果手下文臣武将全都符合岳飞的这个标准，国事反倒根本不可为了：奖励对他们没有激励作用，惩罚对他们也没有震慑作用，没法使唤呀！而更加要命的是，这句名言虽然听上去光芒四射，被一代代的草民们无限憧憬着，可当草民们真的置身于不爱财的文官或不惜命的武将的治理之下的时候，反倒有可能燃起对贪官的怀念呢。《老残游记》也有一段名言，正好适合拿来和岳飞的名言配对来读：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己矣。
清官们正因为觉得自己不爱财、不惜命，毫无私心，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做起事来便了无顾忌，于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老百姓们看着他生活之俭、执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脸的正气，也就只有感动的份，哪还看得见有多少滔天大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不妨使劲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