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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入手来扭转社会风气，推动军事变革。
这种新军事文化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曾
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出于爱国救亡的需要，开始响应尚武主义者的呼唤。
尤其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热情迅速高涨，军事职业在人们心目中
的价值判断明显提高。而所有这些，又为这一时期以军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
军事变革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它有利于军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促使
许多平时“埋头经书，磨穿铁砚”的士大夫投笔从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秀
才从军热，使清军官兵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它为一些新的军事制度和征募
兵役制度、军事法律制度和军官制度等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它唤
起了广大官绅对军事学术的关心，出现了“人人言兵”的局面，有的甚至将
兵学视为自己的“身心性命之学”，而且在兵学研究中确实也很有收获。
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尚武主义思潮毕竟是在一个特
殊的环境中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来的，它的作用对象主要还仅限于年轻一代的
知识分子，仍然只是浮在深厚的中国固有的军事文化观念的表层。原因很简
单，决定中国旧有军事文化观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并未根本改变。
后来，当国际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之后，人们便逐渐认识到，仅有尚武主
义仍然无法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尚武主义思潮亦趋于衰落。
（2）海权论的引进
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暴露了中国海军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也
反映了当时中国海军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甲午战争后，中国海军力量微弱
给国防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使当时人刻骨铭心。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用世
界海军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海军问题，发现了正在西方走红的海权论。他们
一面向国内加以翻译介绍，一面用海权论来指导现实问题研究，使20世纪初
年的中国海军理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
报》开始连载 《海上权力要素论》，译者剑潭钓徒，原作者译为“北美海军
参将马鸿”。此即为对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第一章
的译作，它集中反映了海权论的基本观点。可惜该刊因停办仅连载两期，译
文内容较少。
又过了近10年，中国留日海军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马汉该书该
章的汉文译文，改题为《海上权力之要素》，译述者齐熙。然《海军杂志》
存在的时间同样不长，对马汉著作的译刊再次半途而废。
尽管这两次翻译都未完成，但海权论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海军理论界却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照马汉的著作和当时中国人所发表的有关海军理论问
题的文章，我们便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海权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对海权所
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条件，以及作用和影响，各国海权论盛衰的主要条件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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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键问题的认识，都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
尤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海军理论界非常注意运用海权论来反省中国近
代海军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重兴海军问题》一文的作者，在总结自鸦片
战争至八国联军入侵之役的历史对外战争的教训时痛切地指出：“甲午一役，
虽有海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其他数役，则
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
支离其间，则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作者进而指出：“夫用兵者毋
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海岸线至四千英里之长，而无一有力舰队以
任防御，徒恃各国均势之局未破，仅得苟全国命，不幸均势一旦破，各国牵
制一旦解，则亡国覆种，祸且立至。立国之险，宁有过此？”①
这种认识使他们对振兴中国海军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呼吁全社会
都来关心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振衰起疲，恢复海权。在这当中，他们提出
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首先，他们主张改造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重陆轻
海的观念，树立起经略海洋的新思想。“当鼓我不拔不挠之精神，活跃海上，
②
为不凡之民族。”第二，他们主张重振中国海军应以争海权为目标，确立积
极的建军方针。李毓麟在《列强海军今势论》中倡言要发展巡洋舰队，并说，
“建大勋者不事姑息之行，勤远略者不为苟且之政，”希望当局“毋以小船
为俭，而以巨舰为贵；毋以江河为虑，而以海洋为怀。”③
（3）军事思想的新曙光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建设受到了挫折，但同时也开
始孕育新的希望。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地探索
着。
1913年，蔡锷完成了他的《军事计划》，这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实际
措施，旨在探求中国军事变革道路的重要著作。他主张在中国建立以义务兵
役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军事制度。他认为，要想建立完全的资产阶级军事制
度，首先必须建立起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有至深密切之关系。”因此，他提出要在政治上推行立宪民主制。他还对
义务兵役的实行办法、国家军队的编制方法、兵器的制造措施、军队的教育
管理等问题，根据近代兵学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拟订了具体计划。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兵学理论对中国军事变革问题再一
次进行了反省。为什么中国编练新军数十年，仍不能使中华立足于世界军事
强国之林，却反而导致了军阀横行、内战不绝的局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
为这与20世纪初年尚武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他们提
出要军民分治、大力裁兵。
另有一部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兵学家，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和苏联红军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军事的发展道路问题产生了全新的
认识。他们认为，追求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军事学说的特征，而在中国鼓吹
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是没有出路的。要想富国强兵，根本的出路不在于“裁军”
①
或“废兵”，而在于“兵的改造”，即要建立“产业军”或“工农化军队”。
① 《海军》，第1 期，第181 页。
② 《海军》，第2 期，第46 页。
① 林修梅：《精神讲话》，第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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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思想的萌芽，标志着中国军事的一个崭新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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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两大军事集团最后形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军事对抗的重心逐渐由德、法之间转移到英、德
之间。面临着英德战争的潜在威胁，英国被迫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
通过与法、俄的结盟，来从军事上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这就导致了两大对
立的军事集团的最后形成。30年的武装和平时期已经结束，随着两大集团之
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并逐步升级，终于
将世界推入了大战的深渊之中。
1。两大军事集团的最后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从1880年至1890
年，德国的商品输出额由30。9亿马克增至34亿马克，增加了10％，而在以
后的10年内，输出额又增至46。11亿马克，增加了36％。到1900年，德国
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跃居欧洲的头号强国。
随着经济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