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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讲完这个梦时，荣格警告他说：“亲爱的伙计，我知道你不会放弃登山。但从现在起，你要以你的名誉向我保证：今后绝不独自一人去登山。 你得带上两个向导，并保证遵守他们的指导。”他对荣格的警告一笑置之，摇着头说：“你真是不可救药！”从此，荣格再没有看见过他。 两个月后，他遭受了第一次打击：他独自一人去登山，被埋在了雪里，幸而被一支碰巧到来的军事巡逻队挖了出来。“这以后三个月，他的大限来临了。 他在一个青年朋友的陪伴下去登山，但没有向导。一个站在下边的登山运动员看见：他在下一道石墙时，实际上完全跨进了空中。 他的朋友在下边等他，他就摔在那位朋友的头上，两人一起掉进了深渊，被摔得粉身碎骨。 这就是完全彻底的销魂。”
（同上，第17页。）
这些例子罗列在一起，足以说明荣格确实相信梦（作为象征）具有不可忽视的预言作用。 实际上，正像约翰。 弗里曼在《人及其象征》的引言中指出的那样，在荣格看来，无意识是意识的向导、朋友和顾问，它通过梦与我们的意识进行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则是象征与隐喻。 我们应该学会倾听来自无意识的声音，并据以修正我们的意识。 换句话说，意识和无意识应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适应，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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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经常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弗里曼在叙述荣格同意写作《人及其象征》的过程时说：荣格起初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只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才接受了梦这一“伟大的向导和顾问”的建议，同意用通俗的文体为广大的公众写一本总结自己思想的书。 这本书后来由荣格和他的学生共同写成。 荣格在完成了他那一部分后不久就去世了。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梦究竟能否对人的命运作出预测？
作为最重要的象征，梦在人的生活中发生着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某些人的精神确实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象征和神话，我们对梦的象征意义和神话作用应该如何去看待？……在重建精神家园的世界性背景中，这些问题并非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换一种方式也可以这样说：既然无论东方西方，从古以来一直就有大量关于梦兆应验的神话和传说（只是近代以来，这些神话才被当作迷信予以破除）
，那么，荣格在旧调重弹之时，究竟是有意识地要回到这一古老的神话及其可能包含着的智慧？还是无意中落入了这一“原型心态”的主宰并因而证明了人的思维确实跳不出某些古老的模式或窠臼呢？
——显然，直到今天，梦对某些人仍具有如在古代那种扑朔迷离、神秘费解的意义，因而精神分析（特别是荣格）
对梦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视为古代梦兆意识的现代翻版。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作为对精神贫困的一种“反拨”
，荣格强调梦与象征对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很可能凝聚或关联着他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宏伟志向
荣格的方法rongedefangfa
重建精神家园的意向不仅见之于荣格的思想，而且也见之于荣格的方法。 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的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谋略理性……所有这些“理性”
，无一不以其方法上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我们的欢迎。 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我们精神的源头活水。 这当然不是说“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原则就应该抛弃，但我们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同时，却应该同时意识到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原则确实使我们在这样那样的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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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胜利”
，但如果我们感到所有这些“胜利”加在一起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幸福，我们就应该考虑我们建立在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出了问题。在本章中，我的目的主要并不是试图指出方法对于理论的重要和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 通过阐释荣格的方法，我要考察的是：作为一个“方法”
（methodology）上的多元论者，荣格能否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两种不同的释梦方法
不言而喻，方法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建立某种理论，就不能不采用相应的方法。 方法给理论打上了区别于其它理论的标志和印记，一心要建立某种理论的人因而不得不固守自己“独特”而“唯一”的方法。 从这种思路出发，我们也许可以说：弗洛伊德有弗洛伊德的方法，荣格有荣格的方法；正因为方法的不同，才导致了理论的不同。然而这样的说法虽然正确，却有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即荣格经常声称他无意建立一种理论体系，因而也并不固定地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 荣格的这一声称，这常常使我更深地感到荣格的方法是一种“法无定法”
（这特别表现在他对梦的分析和对病人的治疗上）。
出于对精神现象的高度尊重和对心理复杂性的高度敏感，荣格总是避免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将复杂的精神现象强行纳入某种“简易”的体系来满足我们对“确定性”和“思维经济原则”的顽固癖好——然而悖谬的是：正是这一点成了荣格本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鲜明的特
荣格的方法 99
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谈论荣格的“方法”。
明眼人从前面的述评中不难看出：荣格学说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和重要假设（包括集体无意识和原型）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譬喻”的性质。 它们的主要用途并不是为了迎合我们（必然暗含着简化倾向）
的认知需要，而更多地是为了恢复和重建“象征”即赋予个人精神世界以应有的意义。 荣格不断地用一个概念来解释另一个概念，往往给人以一种“每一个概念都落不到实处”的印象和感觉。 这种做法，不仅出于荣格对概念的不信任，而且很可能出于荣格对语言的不信任。同样，在方法论问题上，荣格也总是通过交替使用不同的方法，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每一种方法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所有这些方法最终都“无法”指实、“无法”网罗的那些被“喻指”的对象
在《论无意识心理学》（1917）一书中，荣格明确指出了自己的释梦方法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 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综合建构法”
，认为这种方法既是他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方法，又是他对弗洛伊德的“分解简化法”的增加和补充。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方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把病人患病和做梦的原因予以简化，还原为纯粹的生物性需要或纯粹的个人野心。 荣格指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建立在排除其它方法的因果还原程序上，这种程序把梦（或幻想）分解为某些记忆成分和某些潜在的本能过程”
，从而往往掩盖了其完整的意义。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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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场合虽然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局限。“一旦梦的象征不再能还原为个人记忆或个人野心，一旦集体无意识的意象开始显现，这种方法便不再行得通。 沉痛的教训使我懂得：把集体无意识的观念简化还原为任何个人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只是在经历种种困难，有过长期犹豫，并反复从失败中得到匡正后，我才决定在上面所说的意义上放弃医学心理学中这一纯粹个人的态度。”
荣格意识到：分析的方法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分解还原的方法，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某种综合的方法即一种不是将梦简化还原，而是“生产”
、“增加”和“放大”其意义的方法。“如果只是将其打碎，某些心理材料就可以说几乎什么意义也没有；但如果……用我们手中一切能用的手段，用所谓‘放大’的方法，使它们的意义得以强化和拓展，它们就可以展示出丰富的意义来。”
在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必然具有的缺陷后荣格指出：“只有当采用综合的方法时，集体无意识的意象和象征才能生产出它们不同寻常的价值。 正像分析的方法把富于象征性的幻想材料打碎成其构成成分一样，综合的方法则将其整合为可以普遍理解和接受的陈述。”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