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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居民以船为家习俗的反映。这种船棺呈独木舟形态,可视作是距今三四 
千年前中国西北和南方沿海地区流行的独木舟形式。据甲骨文舟字形体看, 
商代的舟也基本属此形式,但其已从独木结构发展成块板结构,是板块造船 
技术和习俗发展流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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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夏商周三代车子的制作与利用。《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洪水时“陆 
行乘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禹 
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以上记述表明,中国车子制作和利用的习 
俗,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夏王朝时代,禹是最早的乘车人之一,或奚仲 
和其子吉光是最早的造车人,当时的薛国很可能有专门从事制车的部族。《世 
本·作篇》并见“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述,相土是商代的三 
世祖,王亥是商代的七世祖,均生活在夏代初期,乘车即用马驾车,服牛即 
用牛拉车。相土、王亥分别发明马车和牛车的传说,虽与前述禹乘车、奚仲、 
吉光作车说有所矛盾,但两者在年代上基本吻合。综合文献传说分析,禹陆 
行乘车之说因旁证不足,可暂且不论,而夏王朝时期已出现马车与牛车则较 
接近史实,考古发掘目前尚未见到夏代车子实物,夏代的车子形制还有待今 
后揭示,但从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国家制度、象征王权的宫殿建筑以及一些青 
铜礼酒容器、铜马铃、圆泡饰等情况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代应是存在马 
车与牛车制作利用之俗的。《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 
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文献传说告诉我们,商代的服牛乘马习俗当 
源自先公先王时期,至商王朝统治期间,服牛乘马习俗已十分流行;商代甲 
骨文、金文均见车的象形字,殷墟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完整或较完整的马车 
实物其数已在20辆以上,综合发掘实物和甲骨文、金文象形车字的资料分析 
可知,商代马车是一种独輈两轮、横长方舆箱、后开门的木质主体并附有铜 
饰件的车子。这种车子都是用两匹马牵引的,四马牵引说目前尚缺乏确证; 
据甲骨文载,商代王公贵族经常乘坐着这种马车外出田猎和参与军事行动, 
日常生活和参与祭祀活动,也都乘用这种马车,王公贵族死后亦将马车用于 
殉葬和祭祀。故商代的马车是一种十分高贵的交通工具,是贵族们的专用车, 
一般的中、小官吏乃至平民百姓,难得有乘坐马车的机会;《尚书·酒诰》: 
 “肇牵车牛远服贾”,利用牛车引重致远进行运输载人和交易活动,当是一 
般民众在陆路交通工具利用上通行的习俗;马车、牛车都是通过畜力牵引的 
车,商代畜力牵引术虽然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社会人员身份、地位、等 
级的差别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在畜力交通工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并行着 
一些人力推拉车;商代的人力车现知主要有辇和■(音穷)两种:辇是由两 
个人挽拉的人力车,商代《辇卣》中的辇字,酷似两人挽车,是商代辇车的 
真实写照;■即独轮手推车,近现代南北方均有这种车子的发展沿用,或称 
鸡公车或羊角车,商代独轮人力车是据近年殷墟花园庄骨料场发现的独轮车 
车辙痕迹而推断出来的,这应是殷代民间最实用、最简便、最流行的短程交 
通运输工具,商代独轮人力手推车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周时期用车 
造车的习俗流行程度绝不逊于商代,西周的诸侯士族阶层也流行广泛制作利 
用马车的习俗,并沿袭着车马殉葬、祭祀的习俗传统;西周马车也是独輈双 
轮方舆箱形态,牵引车子一般是两匹马,但也出现了四马驾车的技术与习俗, 
 《诗·大雅·蒸民》:“四牡騤騤,八鸾喈喈”,正是对这种马车行驶时的 
生动描述,西周马车上的零配件制作明显比商车更讲究、更精美,铜质配件 
数量较多,马饰物也很精巧;西周马车也是一种高级的交通工具,有权力、 
有条件享用马车的人是贵族成员、王室成员;一般的民众,能乘用牛车引重 
致远便算是很风光的事情了,《诗·大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 
周道”,栈车是用竹木散料制成的车、或车厢用竹木条编制而成,这当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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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牛车之一种;《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的记述,表 
明西周时期还流行有人力辇车。 
      (3)游娱习俗 
     游娱即游戏、游玩、歌舞、娱乐等,是与人类生活形影相依的习俗。游 
娱是对生活的消遣、充实和补充,它对苦恼、无聊、平淡予以调节,对紧张、 
激烈予以放松,对疲劳、怨倦予以释放,对豪情、激情、兴奋予以宣泄,给 
生活平添特有的情趣。游娱最终的积极效果是快乐、轻松、鼓舞和激励,但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玩物丧志。 
     中国远古暨三代的游娱习俗,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很少,其全貌已难以 
复原,可作洞察追述的内容大约仅限于原始歌舞和个别简单游玩的局部面 
貌。 
     ①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的游娱。中国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舞大致可区分为 
劳动生产(包括军事活动)和宗教礼仪两类,前者简称为劳动歌舞,后者简 
称为图腾歌舞。 
     从巫山、元谋猿人始至北京山顶洞人止的旧石器时代,社会生产还处在 
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与之相应所流行的原始歌舞当是庆贺狩猎胜利或采集 
食物成功的劳动歌舞,是时的舞蹈动作是一种没任何定则的手舞足蹈,或是 
劳动动作的再现,或是对野兽动物的模仿,随意性极强,并不分男女老少、 
集体共舞,为增强舞蹈的节奏感和形象感,舞蹈者同时发出有节奏的哼号和 
用木块、骨块、石块、敲击出节奏,兴致来时或披上被猎获动物宰杀后的毛 
皮模仿动物,这样便形成了场面欢快、热烈和原始粗犷的“鸟兽跄跄”、“百 
兽率舞”、“击石拊石”的气氛,诞生了有哼号和击物伴奏的最早的劳动舞 
蹈,其中的哼号击物伴奏,是乐曲伴奏的祖型。 
     从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原始歌舞习俗盛行不减,并获得了内容和形式 
上的重大发展。首先,从歌舞形式上继承发展了劳动歌舞,又创行了带宗教 
色彩的图腾歌舞,其次产生了一定的歌舞专用服饰道具和原始乐器。另外, 
在集体舞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单人独舞。中国古籍和民间传说中的原始歌舞, 
大多是与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直接相关的。文献传说有伏羲乐、女娲乐、神 
农乐、少皞、颛顼、帝喾乐、黄帝乐、尧乐、舜乐、禹乐和防风氏乐等等。 
这里的乐均是指乐舞。据 《通典》《通志》,伏羲乐舞总称为《荒乐》,分 
称有 《扶来》、《立本》、《立基》之名,或认为这是一些表达原始渔猎生 
活的歌舞。《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路史·后纪》:“(女娲) 
作 《充乐》”,或认为,女娲乐舞是表达原始爱情生活的,女娲发明的笙簧 
就是葫芦笙,女娲乐舞是一种葫芦笙乐舞,现代苗族等流行的芦笙舞渊源当 
与女娲乐有关。据《通典》、《路史》、《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介绍, 
神农乐舞有 《扶犁》(亦名《下谋》、《扶持》)、《广乐》,前者是神农 
臣子刑天氏创制的是一种庆祝丰收的原始乐舞;刑天当时并创行一种“操干 
戚以舞 (《山海经·海外西经》)”的庆祝战斗胜利的“干戚舞”;《广乐》 
则是由葛天氏创制的抓牛尾,投足以歌的狩猎兼农业生活乐舞。《路史·后 
纪》:“(神农)捋土鼓以致敬于鬼神”,显然神农乐舞已使用土(陶)鼓 
为伴奏乐器。《路史·后纪》:“(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 
作 《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日《九渊》”,少皞乐舞显然是一种 
适用于祭祀巫术活动的图腾歌舞。颛顼乐舞有《六茎》(或作《五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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