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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流亡者和犹太人,以便他们一旦回到德国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关进集中营。
这些人在那些避难的国家里仍然受到监视和寸步不离的追踪。在德国部队进驻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法国的时候,盖世太保疯狂地迫害这些不幸者。
一九三三年逃往法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希尔费丁和布赖特沙伊特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应德国人的要求,他们在来被占领的法国南部地区遭到逮捕并被移交给盖世太保。
希尔费丁在巴黎的牢房里自杀身死。他当过德国财政部长少曾经代表过他的国家出
席海牙会议。布赖特沙伊特死在布痕瓦尔德。
一九四二年六月,最高统帅部终于把元首的一项密令转交给非洲军团,根据这
项密令要“最严厉地对待”德国政治流亡者。他们在非洲作战的自由法国武装部队
的俘虏中终于被人发现,“结果被残酷地枪杀了”。“如果在那里没有被枪杀掉,
那么根据以后一个德国军官的命令,目前无需把他们留下来获取情报的话,他们也
会立即被开枪打死。”
国外组织和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同样可以追踪逃犯。国外组织是纳粹党的
一个部门,它的任务是“关心”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它的领导人是恩斯特·博勒
;他的级别是行政长官,在外交部任国务秘书。一九三一年,格利戈尔·施特拉塞
在汉堡建立了国外组织。选择汉堡为该组织的所在地,是因为在十个进出海港的德
国人中有八个人是取道汉堡的。汉堡是去北美和南美航线最多的德国海港,是航海
大公司的所在地,它有着成百个领事馆。一九三三年十月,国外组织由元首的副代
表赫斯领导。几年内,国外组织成立了约三百五十个遍于全球的纳粹党地方小组。
那些要与纳粹党地方小组保持长期接触的个别拥护者尚未计算在内。
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则完全由党卫队控制。它的头子是党卫队分队长维尔纳·
洛伦兹。因为他的任务是保护非德国国籍的讲德语的人,所以他的活动范围首先是
在与德国接壤的地区;不论是准备合并奥地利,还是准备在苏台德区掀起鼓动浪潮,
他总是插一手。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是领导第五纵队的组织,有关它的情况已经写
得很多了。
战争期间,这个组织对波兰和东欧地区的居民迁移起了重要的作用。十月七日
被希特勒任命为“巩固日耳曼民族帝国委员”的希姆莱以他新的特点完成了洛伦兹
曾经依靠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所干的事情。
最后还有一个稍许出名的、国外有影响的第三个组织,即罗森堡的“国外政治
局”。它的目的是要在国外的公众舆论中进行纳粹主义的宣传、首先是反犹太主义
的宣传。宣传途径是互换大学生、优惠贸易往来以及在国外新闻界中宣传在柏林撰
写的文章。纳粹宣传的内容就是用此方法通过《赫斯特报》传播到了美国,而法国
的某些极右机构则按时从德国宣传部门领取补助金,作为应声虫为希特勒的宣传服
务。
但是国外政治局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它最隐蔽的工作。由一批优秀的笔
译人员组成的新闻科就是属于这个局的,他们这些人掌握世界上所使用的各种语言。
这个小组可以把每份报纸、甚至把登载在世界最遥远角落里的一份报纸上所登载的
事情立即翻译出来。它天天汇编一份新闻梗概和来自三百份外国报纸的摘要,然后
把有关世界政治倾向的摘记分发给有关部门。那些翻译人员顺便做些警务工作,从
而使盖世太保的索引卡片日益增多。外国报纸上登载的有关政治流亡者,包括结婚
和生死广告、集会和大会的预告、商业广告启事等等,一一作了翻译并被放进流亡
者的档案里。另一方面,新闻处保存一套世界各大报对公众舆论影响的卡片以及读
者和有名的新闻记者动向的卡片,这种研究工作对盖世太保来说同样是有好处的。
根据这些例子可以判断出,通风报信者和密探的网布得多么密,它不仅把盖世
太保扩张到整个德国,而且也扩张到全球。为了审讯目的而系统地歪曲人们所做的
事情,小心谨慎地收集情报和利用情报;这一切使人感到那是一个窒息的纳粹世界
它在几个月里已经把德国变为一座可怕的监狱。
获取情报还可以通过其他许多途径。当地的市和区警察局得到指示要把他们听
到的与政治有关的全部事情呈报上级。盖世太保让他们去调查鸡毛蒜皮的事,而自
己只抓头等大事。希姆莱最终直接从党卫队长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那里得到情报。
另一个重要的获取情报手段是窃听电话谈话。自从电话问世以来,窃听装置在
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政权里都发挥着作用。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丑闻事件中得悉,美
国甚至有这样一种私人组织,他们受私人委托,窃听电话谈话,当然要收费。纳粹
政权要把它的这些组织变为一个真正的工业。这种工业适合于德国企业,赫尔曼·
戈林在考虑了技术上的完美性之后,就于一九三三年建立这样一个窃听组织,并为
它起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赫尔曼·戈林研究所”。
事实上,戈林是该所的主人和统治者,不过不好意思说:这是他的财产。海军
部的情报专家和狄尔斯那样的警察一起培植了这个所。“研究所”不仅控制电话和
电报网,而且也控制无线电通讯。与国外通电话以及拍往国外的电报内容同样受到
监视。该组织甚至成功地截获过两个异国之间的谈话;经过德国情报网的过境电话
也受到有计划的监视。
即使在德国,重要人物的谈话,甚至有名的外国人的谈话也被窃听,不言而喻,
所有在政治上看来不可靠或者受到警察监视的人,他们的谈话也都被窃听了。不过
是进行抽查窃听的。如果需要,窃听部门可以立即接上每条线路。最后有一种特殊
装置,可以任意地自动记下每次被认为是重要的谈话一—这在当时说来,确是达到
了技术上的完美境界!元首在电话中的每次谈话也被录制下来,存放在研究所的档
案室里。
每天都要向希特勒呈递报告和记录。如果各部或各局对每份情报都感兴趣的话,
则继续把情报送往各处。然而,戈林是这个研究机构的创办者和主持者,他出于自
己的需要,随时都能捂住某些情况。
“研究所”授予戈林特别权力,并在他反对罗姆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
对这个工具的价值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拒绝把这个研究所连同盖世太保一起
让给希姆莱。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可以大大地利用他的这个组织,不过它直至
最后仍在戈林的控制之下。
然而,盖世太保在可疑者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趁房
客不在家或者借口要检查电话线路或电讯设备时,就把传声器装上,这样就能窃听
到可疑者直至他家庭的私生活情况。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掉这种诡计。
经济部长沙赫特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发现,有人在他的会客室里安装了一架隐蔽的传
声器,他的女管家在为盖世太保效劳,她通过窃听器每晚可以从她卧室那里窃听到
她主人的私下谈话。
间谍活动无孔不入,不管在哪里,都没有人感到自己安全无恙。米尔契元帅在
纽伦堡供认,人们似乎不怕党卫队,但是怕盖世太保:“……大家都确信,人人都
处在不断地监视之中。不管我们的官阶如何,全无例外,也许人人会在那里有份案
卷,以后,许多人也就是根据这些案卷受到起诉的。由此引起的麻烦不仅落到这些
人或者其他人或者我的头上,而且甚至已经步步晋升为德国元帅的那些人也会受到
同样的遭遇。”
事实上,任何这样的组织已经成为它的缔造者和头子的私人堡垒,而每一个当
权者在组织中疯狂地反对他所怀疑的目前和将来的对手。斗争进行得冷酷无情,什
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希特勒认为这些勾心斗角是一种很好的竞赛,他特别认为,这
些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的人由于相互监督,可能变得不那么危险了。
在这些诡计中,希姆莱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手腕去制服他的对手。同戈林的结
合使他收益非浅。虽然在正常情况下“研究所”该属于国家警察总部,但是希姆莱
却把它让给了戈林,这个例子说明,希姆莱懂得如何通过这方面的妥协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