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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亲属血统”的，或者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属于“亚利安人”的种族。
这表明国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促使价值等级制度的崩溃，而西方世界的精神
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价值基础之上的。自从基督教胜利并开始影响社会共同生活以
来，在所有社会组织形式内部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上帝创造的、并在上帝面前
平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平等、博爱在人权宣言里占据首位，而马克
思主义尽管否认世界上有上帝的存在，但也捍卫这平等的原则。
可是国家社会主义竭力主张人的不平等。它提出这样一种论点，人与人之间是
根本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不在于知识、力量或所得到的地位，而在于他们的出身。
北欧人，即纳粹党人站在最高阶梯上，站在最低层的是低等的或堕落的种族，属于
“劣等人”，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过渡阶层，人们将用假科学的方法来鉴定这个过
渡阶层。但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依靠暴力政策，依靠一系列在科学上没有
考虑余地的主张，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这样就会使人们设法去消灭“劣等人”。
党卫队，特别是盖世太保是战斗的纳粹种族信念的执行者。希姆莱想借助党卫
队那些稀奇古怪的规章把骑士风度的队伍重新扶植起来。这些就是基本原则。那位
年轻的党卫队继承者在一次戏剧性的典礼上开始宣誓：“我向你帝国元首和总理阿
道夫·希特勒宣誓，为你效忠，勇敢战斗，我发誓至死服从你和由你指定的上级，
我向上帝发誓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2卷，第284 页，脚注3429。
这是一种盲目服从的宣誓，它将迫使党卫队员毫不犹疑地去犯下最可怕的罪
行。 “我的荣誉是忠诚”，这就是党卫队的那句骄傲的格言，它不能说是重复服从
誓言，只能理解为是唯独对元首和党卫队头子和同伙们负有义务，不对任何一项传
统性的、道义上的准则负有义务。党卫队的荣誉在唇枪舌剑… 的角逐中已经谈论得
很多。这种荣誉不仅没有阻碍党卫队去杀害孩子、妇女和老人，相反他们把杀人当
作自己的职责。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为了节约时间，不高兴把孩子活活地丢进
一只正在燃烧汽油的坑里，而是把孩子从他们的母亲怀里夺走，然后送进毒气室，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特殊荣誉的名义下发生的。
纳粹分子混淆荣誉和忠诚的概念，使这两个词毫无内容。正如纳粹分子理解的
那样，希姆莱自己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兹南对警卫团军官所作的演说中说道
：（（有一项原则必须绝对用于党卫队员：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
正派、忠诚和友好… 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
对我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122 页，
脚注1919。 这就是运动早期希特勒所运用的“优等民族”的宝贵理论。党卫队员是
按“纯北欧血统”的原则招募来的，他们将组成明日世界的贵族阶级。人类的价值
是一个种族问题：“因此千真万确的是，根据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事实上只有好的
血统，即北欧血统才能真正被看作是领导的、创造性的并且支撑着每个国家，尤其
是支撑着每个士兵活动的血统。我在想：如果我能成功地在一个组织里尽量从德国
人民中争取一大批支持这种血统的人，把他们置于军人领导之下，逐渐用血统价值
论和由此而产生的完整的世界观来教育他们，那么就一定有可能，建立一个实际上
能肩负起任何重担的精锐组织①。”
① 1937年1 月15日至23日，希姆莱：《在国防军的纳粹课程中有关党卫队和
警察的性质和任务》演说词（只是对需要在国防军服役的人而讲的），第138 页。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207 页，脚注1992（Ａ）。
为了把支持高贵血统的人分门别类，在候选人当中进行了严格的选择：“候选
人将进行闻所未闻的考试和审查。
我们平均可以从一百人当中至多挑选十人或十五人，再多则不需要。我们要求
得到其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政治名誉证书。并且需要他的从今天一直上溯到一七五零
年的家谱。当然，我们要对他进行体格检查，得到他的希特勒青年团证书。此外，
我们还要一份无遗传病的证书，就是说……在他家里不存在有遗传的病例②。”
④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210 页，脚注1992（Ａ）。
用希姆莱的话来说，如此谨慎小心的最终目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将统治欧
洲几百年的上层社会。”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时说，根据古代的先例，一个扩展到整
个欧洲的未来帝国将建立起来，由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居民组成的上层社会将
行使政权，而让其余的人，一大群奴隶去干活。
实际上，可以断定，在占领欧洲四分之三的时候，纳粹政权就会使奴隶制度重
新复活。
这些党卫队成员、未来的领主享有特权。他们宣誓之后获得党卫队短剑。有人
告诉他们说，用这把短剑来捍卫他们的荣誉，并且在他们认为遭到攻击的任何情况
下，用鲜血洗刷掉耻辱。一九三五年，希姆莱详细地解释了这种权利。再则，一份
法院的判决书补充说：“如果可以用其他手段击退敌人，那么也允许党卫队使用他
们的武器。”杀人无罪。的权利是党卫队的一种特权。一九三九年九月，武装党卫
队的一个突击队员与军事警察的一名卫队长一起监督五十个犹太人在修理一座桥梁。
当五十个犹太人工作结束后，他们把这些不幸者赶进一座犹太教堂并开枪把他们统
统打死，借此取乐。主管的战地军事法庭判处这个卫队长九年徒刑，判处这个党卫
队员三年徒刑。由于是谋杀案，起诉代理人提出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军队中的最高
军事法官同意给这个党卫队员“减刑”，因为他是“一个党卫队员，在看到犹太人
时心中不免产生德国人仇视犹太人的那种感觉”，因而以青年人的那种鲁莽行为，
毫不思索地采取了行动。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为他的这种“鲁莽行为”考虑
立即提拔这位天才的优秀队员。
为了更好地保护党卫队，通过了一些法令，使他们逃避正常的审判，并且仅仅
置于党卫队的内部法庭管辖之下。
一开始，他们限于使用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授权给政府，
控制任何一种调查和审理。但是这种方法有其某些缺点。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
达豪集中营的两名囚犯“自杀”身死。集中营的领导报告说，这两人可能是用他们
的裤带自缢的，但是家属想要说服慕尼黑检察院，而且两位法医证实，这两个不幸
者是受到虐待后被勒死的。头骨和全身的无数伤口排除了任何怀疑，脖子上的伤痕
也清楚地表明是卡死的，不是自缢的。这两条裤带也未能拿出来示众。
在向上一级部门告急之前，这些事实早已水落石出。从理论上讲，罗姆是一个
不能独立于冲锋队之外的党卫队长官。当他一获悉此事，就写了一份报告说，达豪
集中营是一个保护性看管囚犯和政治犯的集中营。现在涉及的是政治性事件，所以
首先应该由政治部门，而不是由司法部门对它们作出决定。这是他作为参谋长，作
为德国部长的看法。他促使党卫队首脑发布命令，目前不准预审当局进入集中营，
不准审讯囚犯。
帝国内政部长要求停止起诉，因为起诉会损害纳粹国家的威望，它是针对冲锋
队和党卫队成员的，即对准纳粹国家主要支柱的。
九月二十七日，检察院停止调查此案，因为调查的结果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两人的死是受到外来的影响。
这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然而，帝国司法部长于十二月五日发布命令．以最快
速度把此案调查完毕。
这是一桩讨厌的意外事件。但是也十分明显，这件事情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因为它已经被拖延得很久了，而且法院当局在党卫队周围进行调查时， 自由行动
已越来越有限了。从最坏处着想，那些“局外人”多亏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件才能近
在咫尺之地观察党卫队的“私人事务”，同时可以知道不得向外人泄漏的某些阴谋。
这里原因在于为党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