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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揭露了法国新闻内幕。作者以讥嘲的笔调描绘出《法兰西生活报》社的种种可耻内情：报社人员装模作样，其实将工作视为儿戏；新闻记者闭门造车，滥造新闻，欺骗读者；社会新闻变成牟取利润的商业广告；大肆渲染小道消息、鸡零狗碎，迎合低级趣味；报纸之间互相攻讦，大打笔仗。尤为卑劣的是，报纸既不是群众的代言人，也不是政府的喉舌，而是某些达官贵人谋私利的工具，为他们的政治阴谋、经济阴谋服务。
《漂亮朋友》充分显示了莫泊桑的讽刺才情。比如他写瓦尔特夫人与杜洛阿在教堂幽会，设计了一个假装祷告、实则谈情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而丑恶的场面，尖刻地说无聊而无耻的贵妇们“有时还要上帝给她们拉拉皮条”。小说最后，主持婚礼的主教高度赞扬伪君子、流氓、投机政客、假文人杜洛阿的人品、文才和政治使命，是一种绝妙的反讽。
在人物塑造上，莫泊桑力图避免脸谱化、抽象化。比如杜洛阿，作者也写出了他个性的多样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写了他对父母的关心、成家立业时的责任感，写了他决斗前的胆怯、被妻子戴上绿帽时的羞辱、烦恼与气愤。这使得杜洛阿身上既有丰富社会性，又有饱满个性，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不过，小说中的自然主义成分也是相当多的。由于受左拉的影响，莫泊桑非常注重对人的生理本能的描写，并将它视作人物行为的内因（社会环境与条件是外因）。莫泊桑并不是将杜洛阿当作一个冷静地以猎取妇女为通向高层的手段的野心家，而更着意将他写成一个欲望 （尤其是性欲）强烈、精力过剩的淫棍，他几乎是人的生理欲望的化身，是这些欲望使他向往金钱美女，并为此奋斗不已，绞尽脑汁。在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发达的对异性的感觉，使他对异性有非同寻常的兴趣和占有欲、征服欲。作者在多处描写他与妇女相处时不自觉地产生的性意向乃至潜在的性意识。这种潜在性欲望成了他往上爬的动力。也许人们觉得这种解释不大合理，但它倒挺合弗洛伊德学说，“食、色，性也”，人的一切行为，都与这两种基本要求相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人的意识、人的行为都不是独立的，要受他人影响，受环境制约。莫泊桑主观上注重前者，客观上也没忽视后者，所以不能带着对自然主义的偏见去贬斥他。作者详细地、不厌其烦地描写杜洛阿的食欲与肉欲，描写他对佳肴美酒的生理感受，描写他对异性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无聊地描写他与不同人物握手时的各种手感、描写福雷斯蒂埃死后的尸体变化，这既是受左拉、龚古尔、福楼拜的影响，也是他细致观察、精密摹写的习惯使然。这些描写不全与主体情节有关，但它本身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同时也是小说主干情节的点缀和陪衬，使之血肉丰满。
概括莫泊桑长篇小说的特点，主题往往是表现人物的命运，尤其是爱情命运；在描写个人命运的同时，展开较为丰富的社会背景，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风格上平淡自然，讽刺批判力量在冷静客观的描写中显示出来；语言简明，用词丰富准确，造句灵活生动；场景描写细致逼真，心理描写充分深入；自然主义特色非常鲜明，注重生理因素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但并未妨碍作品的社会意义。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不仅是自然主义潮流中的成功之作，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
长河奔涌
众星闪烁
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的创作历程，基本代表了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的发展。也有人认为福楼拜是自然主义的先驱，这是就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而言，更是针对《包法利夫人》中不加掩饰的性描写而言。但情欲在福楼拜那儿并不是作为驱使人物行动的主要原因，爱玛是在封闭保守的环境压抑下追求新生活而不得才走向堕落的，这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主题。还有人将都德归为自然主义之列，不过，寄意深远、情文并茂的 《柏林之围》、《最后一课》，人们是不会把它们和
《莫兰那公猪》与《郊游》联想到一处的。都德虽然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盛行的时期写作，并与左拉、龚古尔兄弟关系密切，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以真挚的爱国之情和方露复藏的诗意见长的散文家式的作家。他的剧本《生存竞争》被称作“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之作，用达尔文的遗传进化学说来构织戏剧冲突，以舞台形象来演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但这不是他创作的主流。
自然主义文学不仅在法国是继现实主义之后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而且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继左拉之后，上百年来，欧美乃至亚非一些国家的许多作家纷起效法，将自然主义推向纵深。不过，高潮仍是左拉时代，中心仍是他与莫泊桑。这就好比海面上涌起一个高高的波柱，然后向四面散开。
德国自然主义运动大约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 1885年自然主义文学杂志《社会》的创办与1886年自然主义文学团体“突破！”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文学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霍尔茨，他提出了“彻底的自然主义”这一创作主张。所谓“彻底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在实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艺术摹写理论，把自然主义的方法发展到顶端，创造了“分秒不漏地描写”和照相录音手法，所以倘要指责左拉、龚古尔兄弟的繁琐实录，现在较之霍尔茨倒是小巫见大巫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创作方面，小说家马科斯·克莱策尔 （1854—1941）被誉为“德国的左拉”。他最成功的作品是《梯姆坡师傅》，写梯姆坡一家三代的沉浮。祖父时代，手工业是代表德国风尚的光荣职业，这位手工业师傅深受敬重。到父亲辈，梯姆坡木匠是革命的市民阶层，参加过1848年革命，要通过革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到了儿子弗兰茨·梯姆坡这一代，他抛弃了勤俭持家、积累致富的传统，不择手段地挣钱。大城市的发展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使手工业大受冲击，正直本分、靠双手谋生的祖父、父亲破了产，只有儿子投向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才站住了脚跟。
但他和祖父、父亲从观念上的分歧到感情上的隔阂，家庭关系的原有和谐状态遭到彻底破坏。表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项新内容，或者说事实上已超越了左拉时代的自然主义。不过他仅是消极地再现，并不去寻问前因后果，对这种变化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所以被“贬”为自然主义。
威廉·封·波仑茨的小说 《农民皮特纳尔》是以农村自然经济破产为题材的，小说写皮特纳尔一家辛辛苦苦劳动，可是摆脱不了高利贷的盘剥，劳动成果又不明不白地失去价值，农民的保守、固执使他不能接受新的先进经营方式，不能适应工业化过程中的变革，同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带着它在未成熟时的迷乱性与腐蚀性侵入了宗法制的家庭，他的大儿子堕落成酒鬼，小儿子成了城市盲流，女儿生了私生子后沦为妓女。一个沉闷而稳固的旧式家庭破裂了，适应不了这一变化的皮特纳尔以自杀给小农经济的退出历史舞台时的哀歌划了一个休止符。但是作者看不到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看不到这种局部的毁灭的悲剧中蕴藏着进步意义，抽象地赞美乡村和自然，他之所有被视为自然主义作家，主要是因他这种与现实主义理论相悖的创作实践。“彻底的自然主义者”霍尔茨，如果把对左拉、莫泊桑的某些贬责之词加诸于他，需要扩充十倍才能平批判者心头之气。像 《哈姆雷特爸爸》写屋檐上结的冰如何溶化滴落：“一块地板裂开了，油在劈叭作响，屋外房檐上的冰解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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