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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作品体现了龚古尔小说的一般特征:一,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可依,《费德曼娜修女》是两件实事的组合,《热尔米妮·拉赛朵》取材于在龚古尔家佣工二十五年的姨娘梦丝的身世。龚古尔兄弟认为在文学上只有亲眼目睹的,有痛切感受的,才能写得好。二,重视实地调查,实例研究,注重事必有据。他们认为如不是耳闻目睹的事,小说家就无法描写,认为提供的材料越多,作品就越有价值,有时就不讲什么有机组合,不惜罗列堆砌,以致浮于表面,缺乏深度。他们力求细节充实,内容完备,表现细节的真实,甚至将剧场节目、舞会名称、信笺的格式都原样复制,因而情节散漫而单薄。三,他们注重研究,认为作家有权有责任研究一切,不避忌讳,能降尊屈驾走向底层,能表现生活中丑恶一面,所以事实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广度与深度。
与巴尔扎克并驾齐驱
与 《人间喜剧》各领风骚
自然主义的旗手是爱弥尔·左拉,因为正是他在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文艺理论以及克罗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的影响的基础上,创立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理论,更主要地,他以毕生的精力,创造了《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这样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品,以及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规模宏大的、号称“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自然主义文学潮流正是由于左拉的功劳,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规模,走向成熟。
左拉于1840年2月出生于巴黎,父亲原藉意大利,出身世袭军人的家庭,是一个很能干的工程师,普罗旺斯-爱柯斯运河的设计者;母亲是一个手工工人的女儿。在巴黎附近的爱柯斯,左拉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七岁时,父亲去世,他从此随母亲投靠外祖父,过着贫困的生活,亲身体验过被债主催逼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给了他敏感的心灵、锐利的眼光和强烈的正义感。
左拉从中学时期就热爱写作。毕业后没能上大学,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一个货栈找了份低微的差事,且没能干多久就失业了。他极为困窘,经常只以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充饥。他到处流浪,深深体验到世态炎凉。他一面用笔诅咒这个社会,一面又充满美好的幻梦,写出了诗集《恋爱的喜剧》。二十二岁时,他开始在著名的阿晒特书店当雇工,由于他的出众的文学才能,被提升担任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
左拉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 《穷人的妹妹》,因为它太富于革命性而没被录用。他也为共和派的小报写进步诗歌,与一些因反对政府而被通缉的革命青年保持来往。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 《给妮侬的故事》与第一部长篇《柯劳德的忏悔》先后于1864年和1865年出版。官方批评界认为《柯劳德的忏悔》有伤风化,警察当局为此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导致他被书店解雇。1866年,他将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收集成《我的憎恨》一书,将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保守派、资产阶级学究与庸人,流露出鲜明的愤世嫉俗倾向。同年还发表了小说作品《一个女人的遗愿》。次年发表《马赛的秘密》。1868年既是他形成自然主义理论的一年,又创作了典型自然主义作品《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并且,也许是由于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的启示与鼓舞,他开始实施一项宏大的文学工程—- 《卢贡·马加尔家族》。这项工程历时二十三年,直到1893年,他五十三岁时才全部竣工,共包括二十部长篇,较之 《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计九十余部虽有不及,但左拉的宏大气魄、高超技能和他的创作的巨大容量,已足以使他能与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并驾齐驱了。而且家族史小说作为一种体栽而言在小说史上也属首创。
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从1870年6月开始在《时代报》上报载,三周后,由于普法战争爆发而中止,1871年才正式出版。接着每年一部出版了《贪欲的角逐》、《巴黎之腹》、《普拉桑之征服》、《教士穆莱的过错》、《卢贡大人》。这些作品当时并不很受欢迎。直到《小酒店》发表,才引起读者兴趣,获得成功。从此他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从巴黎迁居梅塘乡下,专心写作,相继出版了《爱之一页》(1878年)与《娜娜》(1880),后者轰动一时,左拉因此被尊为自然主义领袖。一些拥护自然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阿莱克西、瑟阿尔、埃尼克、于斯曼等,经常在梅塘别墅聚会,他们被称为“梅塘集团”,并于1880年联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这个集子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展现特定情境中各色人等的行为与心态,具有一定深度。左拉的中篇《磨坊之役》、莫泊桑的《羊脂球》都是其中的名作。从1882年起(除1889外),左拉每年推出一部家族史小说:《家常事》、《妇女乐园》、《生之欢乐》、《萌芽》、《作品》、《土地》、《梦》、《人兽》、《金钱》、 《溃败》,直到1893年,出版最后一部《巴斯加医师》。同时,他还发表与出版了几部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及批评方面的论著: 《实验小说论》 (1880年)、《自然主义戏剧》、《我们的戏剧作家》、《自然主义小说家》、《文学资料》(1881年)与 《战斗》(1882年),阐述了他的“实验小说”创作观,构成了与他大规模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实践平行发展、互为补充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体系。
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是要求作家对描写对象持冷静客观态度,不表露倾向性,不人为归纳总结所谓“真理”、“规律”,但事实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他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思想和共和立场。1870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拿破仑第三为帝政利益而发动战争的祸国殃民行为,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政府罪,好在帝国政府真的倾覆了,他才免遭迫害。而他的整个家族史小说系列,也暴露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种种疯狂、卑劣行径,体现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其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甚至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比如描写煤矿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萌芽》。
人们一般认为,左拉后期创作已较为自觉地超越了自然主义。他力图跟上时代,使文学服务于进步事业,加之当时社会主义力量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又活跃起来,更促成他去创作新型作品,这就是于 1893年至1898年间完成的三部曲《三名城》:《卢尔德》、《罗马》、《巴黎》,基本内容是揭露教会的罪恶,但是成就不高。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左拉也是一名正义的斗士。他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充分说明了这点。1894年,法国反间谍人员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门房里,发现一封向德国情报机构出卖军事秘密的信件,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被诬为投递者,右派势力、反动党团趁机煽起了反犹太的狂热,叫嚣要对犹太人进行屠杀,并借机将矛头指向自由思想者、民主人士、新教徒,企图进而推翻共和国,恢复王政。德雷福斯因此被判为终身监禁。两年后,真正的罪犯被揭露了出来,但因牵涉到国防部和右派的阴谋,政府拒绝重审,反而释放了真犯,朝野为之震动。左拉激于义愤,经过调查研究,确认了德雷福斯是冤枉的,便在报上发表文章,出小册子、宣传真相,揭穿右派的谎言,抨击无耻的报界,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一些将军和司令违法乱纪,共同作弊,违反人道和正义。他的言行触怒了当局,被法庭传讯,后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三千法朗。但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他一边。他流亡出国,避免迫害并以示反抗。一年后,德雷福斯案真相大白,取消原判,蒙冤者无罪释放,左拉也回到了巴黎。
在流亡期间,左拉又开始创作 《四福音书》,但只完成三部:《繁殖》 (1899年),《劳动》(1901年)和《真理》(1902年)。 1992年9月28日,他在巴黎寓所因煤气中毒而不幸逝世,有人怀疑是反动派谋害所致。
左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