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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昔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冲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on）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毋庸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分嘲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段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着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了，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再用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