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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斯第教崇拜某种属灵的直觉，为初期基督教之一派，含有希腊、东洋哲学想，曾被视为邪教。
当然，这种说法是假设性的，可是由于其价值相当大，因此，我不拟放弃它。就启发性与经验性两方面而言，它都有其道理的；而且那亦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虽然我可以想象到，那一定是经验所给予我的灵感，但此一假设确实是我发自我的内心。而我的类型论便是根据此假设推论出来的，而且我方才可能与我在观念上有所不同的弗洛伊德达成妥协。
我发现，世间万事万物莫不相生相克，根据此一看法，我又领悟出心灵能力的观念。我主张，心灵能力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和物理能有冷热高低的电位差之道理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最初只知性欲为唯一的心灵推动力等，到后来我和他决裂了，他才承认，其他的心灵活动亦有其地位。我曾经根据能量的说法，将各种动力或物力加以详细分组，以避免一种只谈论动力或冲动力的心理学。是故，我所谈论的动力或物力并非是个别存在的，而是“价值量”的问题。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要把性欲在心灵生活中的重要性加以否认，虽说弗洛伊德曾一再声称我确实已否认其重要性了。我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以遏阻目前这种用“性”一词来以偏概全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得一切研究人类心灵的意志都被打消了，我希望在此能把性欲的真正地位指出。根据常识来判断，我们知道，性欲只不过是所有生活本能之一——许多心理与生理功能之一而已——虽说此功能有其深广的影响力存在。
毫无问题的，今天人类的性生活，领域内确已呈现一片混乱。大家都知道当吾人感到身痛时，我们一定要痛得再也无暇他顾。弗氏所谓的性欲当然是指，当一位患者到达了被迫或被诱导去改正其错误态度所形成的，显然那一定是指对性抑制的过分其词；只要正常发展之门一打开，它自然会立刻回复正常的。显然那是一种向其双亲和有关人士的反抗现象，一种陷于令人生厌的。令其生命力感到受阻的家族关系现象。这种受阻现象便是常见于所谓的“婴儿”性欲说。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由于性欲受阻，而是由于某种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领域的不自然紧张表现。事实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再在这洪水涛涛的地方留恋不去呢？与其要在泛滥洪灾中驾舟奔逃，倒不如再开凿另一排水鸿沟。我们该设法找出一种态度的改变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以便这杜塞的能量得以宣泄。要是此一目的无法达成，势必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便是弗氏心理学所提出的危机。这种情况将使人类无法超越那不易变动的生物史上之循环。此一绝望一定会迫使人像保罗一样地呼叫：“我罪大恶极，有谁能为我解脱呀？”于是乎，我们之中的圣者便走上前，摇摇头，模仿浮士德的口吻说：“你们只知道一种推动力而已吗？”那便是你和你父亲、母亲，或你和你的子孙的血肉关系束缚——与过去、未来血族之“交合”，这便是家族关系之延续的原罪。除掉生命之另一种推力——精神力——外，再也没有可免除此一束缚的办法了。那不是肉体的衍生，而是不受桎梏的上帝化身，于巴拉赫所着，叙述家族生活的悲剧小说（《死亡之日》）一书中，母鬼最后说：“最怪的事是，人都不知道上帝便是他们的父亲。”这便是弗洛伊德永不可能晓得的道理，亦是所有与他持有相同看法者所避免去知道的事。至少，他们缺少一把开启通往此一真理的钥匙。而神学对一个只找寻窍门的人是用不上的，因为神学要求的是诚心，而诚心是无法凭空杜撰出来的；它完完全全是来自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现代人正面对着一种重新寻回精神生活的需要性；我们得重新亲身去体验。这是我可以摒除在生物循环史上所受到之束缚力的惟一办法。
这便是我和弗洛伊德观念不同的第三点。因此，便有人指责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说，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然地培养出宗教的表达形式，更不是说，人类的心灵远自大古洪荒时就有宗教感与宗教观念存在。我是说，凡是无法洞悉人类心灵之此道理者，可以说是缺乏了察觉力，而企图将之否认或将之蒙蔽者，可说是最缺少了解事实真相的能力。难道我们可能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派者所创立的“恋父结”找出任何可解除那根深蒂固之家族关系的宝贵证据吗？他们以过分之固执性及过敏性为“恋父结”作不可思议之辩护的现象，实际上可以说是误解了宗教性质，并且为它遮上一层外衣；那才是假生物学与家族关系之字眼所表达出来的神秘主义。至于弗氏之“超自我”的观念也只能算是一种要偷取那一向受人尊敬的那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之外衣而已。如果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他最好还是公开承认为妙。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总是喜欢按照一般人所知的名称去叙述一件事物。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而人类从原始的入会礼到今天的精神生活之进步是不该被抹杀的。科学尽可将其研究分门别类，建立其有限的假说，也唯有如此，科学方能有所成就；可是人类的心灵却不能与之混为一谈。它是一种涵盖意识的整体物，亦是意识之母。由于科学只能算为其功能之一，因而也就无法穷生命之奥妙。心理治疗学者不该让他的幻想染上病理学的色彩；他不该忘掉，病态的心理是一种人类的心理，而虽说它是病态，却仍然并不失为人类精神生活整体中之一部分。心理治疗的学者应该有办法承认，自我之所以有病乃是因为它和整体脱离了关系，同时也和人类与精神失去了联络。正如弗氏于其《自我与原我》一书中所说的，自我确是“恐惧所栖息之地”，不过那也得当本能无法回到其“父亲”与“母亲”（即精神与本性）时才有可能。弗氏于谈及尼可获玛斯一问题时，遭遇到了难题：“一个人是否可能再进入母亲的子宫内，然后再被生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像这种情形，历史就等于重演了，因为这种问题今天不会再一次地在现代心理学的争论中出现。
好几千年来，入会礼之仪式所教给我们的都是精神再生；然而，奇怪的是，人却屡次把神圣的生殖意义遗忘了。这当然不是一种强壮精神生活的证明；可是今天误解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神经质性的堕落、一种痛苦的加剧、一种萎缩和无思想的现象。要把精神摒除于门外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当我们把它赶了出去，我们的人生势必索然无味。幸亏我们可得到证明，精神最后总会恢复其力量，因为古代的入会礼仪式及其教义已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人类将再度站立起来，将再度了解上帝乃是吾人之父的道理。人类亦不会失去肉体与精神的平衡现象。
弗洛伊德和我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我们的基本假说。既然假说乃是不可避免之事，那么故意佯称我们并无任何假说便不应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探讨基本问题的必要；以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以便让大家对于弗氏与我之间的许多差异有个了解。
（黄奇铭 译）
电子波的发现
作者：戴维森
戴维森（1881——1958），美国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以对金属的热电子发射研究而著名。因发现电子在晶体上的衍射，和乔治·汤姆森共获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电子的波长》。
电子束具有波束的特性，这是1927年初在一个大城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工业实验室和一个俯视着冷寂的大海的小型大学实验室里发现的。这种巧合看来很令人惊奇，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里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