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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系数明显加大，刑事辩护工作可谓“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近年来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而被拘留甚至被判刑的现象时有发生，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也开始呈下降态势，这不能不说与《刑法》第306条的出台有一定的关联。不过，我们应当客观地正视涉嫌伪证之类的执业风险，不可否认的是，确有极少数蓄意提供伪证的律师被依法制裁实属咎由自取，因而，在呼吁修改《刑法》第306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律师自身要具有良好的执业自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至于涉嫌偷税的风险至今尚未真正引起律师界的关注，而律师不如实申报自己的收入并依法纳税的偷漏税现象在不少地方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律师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收入阶层，假若律师自身再不认真对待“依法纳税”这一常识性问题，那么我敢断言迟早会有不少律师将重蹈某位电影明星涉嫌偷税犯罪的覆辙。对于律师而言，缺乏诚实信用、执业自律等品性以及玩弄狡猾的伎俩都可能意味潜伏着一种致命的风险。
风险与收益并存，正在不断走向成熟的中国律师一定要“认真对待风险、积极防范风险”。
总之，笔者认为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是具有诚信性、自律性、民间性、边缘性、服务性、独立性、复合性和风险性的独特角色。“当下中国从制度上打造出具有独立、超然、一体化的法律角色群体是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4〕。在未来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建构具有诚信性、自律性、民间性、边缘性、服务性、独立性、复合性和风险性的律师职业共同体，应当是当前中国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刻不容缓的现实使命。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律师的角色意识正在觉醒——2001年的首届中国律师论坛发表的《昆明宣言》，2002年的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发表的《上海宣言》，以非官方组织的名义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中国律师角色的重塑将意味着一个专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熟和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我们关注，我们期待，我们祝福。
注释：
〔1〕参见《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和第3期。
〔2〕请参阅《人民日报》2001年8月15日题为《如何提升人大代表的职业素养》的对本人的专访文章。
〔3〕有关律师自律性的详尽论述请参阅拙作《自律：律师业的灵魂》，《中国律师》2000年第9期。
〔4〕房文翠：《法律角色的中西比较》，《中外法学》2002年第5期。
我看电影（六）
？ 王 怡
《性书大亨》
色情与政治，一贯是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大敌，并且检查的松紧尺度，在这两者之间也一贯是水涨船高的正比例。譬如对政治出版物的宽松度是八十度，色情出版物是六十度，那么前者倘若下降到六十度，后者便是四十度了。前者上升，依此类推。少见对政治的宽松度放松了，对色情却越发严厉的。
原因何在？越是对政治放松的国度，越是政教分离，政府不再以道德权威自居，也不以某一种价值观为官方正统。所以色情出版物或者会淫乱人心，却不会危及政治。而在对政治言论严加管制的地方，必然在思想上是大一统的格局，政府标榜一种价值观，并以道德权威自居（一个在道德上缺乏神圣感的政府又如何说服大家听从一种声音呢），所以这时的色情言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言论，他必将危及政治的合法性。对于一个威权体制来说，一次通奸就足以将合法性的地基彻底击溃。
这部电影当中，一个以性言论孜孜不倦的向社会挑战的出版家，被卷入（有时是主动进入）无穷的官司，这尤其体现出色情言论的界限就等于政治言论的界限这一点。这位性书大亨在色情画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描写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在后花园和自己的母亲乱伦。这场官司最终到达美国最高法院，辩方律师的理由是：有没有任何人看见这幅画后，会认为或者怀疑原告真的有和自己母亲乱伦的行为？如果根本没有人会这么认为，该漫画便与言论自由有关，而与诽谤罪无涉。律师这样说：我的当事人用这幅漫画表达他的价值观，及对正统的和虚伪的道德观进行抨击。尽管我丝毫不认同我当事人的价值观，也从不看他主办的色情刊物，但我喜欢这种允许不同价值和道德原则共存的自由，因为它是我们今天得以享有诸多自由的重要前提。
这种道德观念的自由（哪怕是色情道德的自由）状态，却是政教合一的威权体制最可怕的敌人。而一切对道德观念采取一元化立场的好心人，也都将轻易沦为道貌岸然者的帮凶。所以在一个看似干净的社会里，当色情刊物的言论自由被彻底剥夺之后，一切政治与思想言论的自由也就随之被取缔了。
喜欢后一种自由的人就需要容忍前一种的自由。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认真听取了辩方律师的陈词之后，也容忍了《性书大亨》这一次的挑衅行为。他们认为尽管漫画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
《公民凯恩》
如果把报业巨子凯恩与《性书大亨》里的拉里·弗莱特相比，定然极其有趣。我喜欢他们身上皆有一股黄药师般的邪气。言论自由与个体权利是这两部片子的一层底色。但凯恩和弗莱特都是无法置评的人物，在电影历史上，也能轻易看出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
二十五岁的天才威尔斯自导自演了这部被誉为现代电影纪念碑的经典杰作。他以凯恩临死前喃喃自语的一句“玫瑰花蕾”为诱饵，通过对凯恩传奇一生的断代回顾，带来了完全打破传统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局面。这在今日已是电影导演俗套的小菜。在丰富性上，我并不关心叙事的锦瑟无端，而看重凯恩这个人物的无限的可能性。
凯恩是弗莱特的前辈，但没有弗莱特那么邪。在刚刚接手《问讯报》时，充满进取精神的凯恩在《我的原则》中夫子自道：“我将成为一个为人们的公民权和人权不倦斗争的战士。”某一方面，凯恩像鲁迅一般投掷标枪和匕首，利用他的报业帝国向资本家宣战。尽管他自己也是资本家。但他所从事的事业恰好是一种必须把自己摆在社会弱势者一边，才能赚到大钱的生意。这也许正是亚当·斯密面对市场经济时的信心所在。因为凯恩其实也是一个帝王，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帝王。他为情人修建的桑那都庄园比大多数真正的宫殿更加恢宏奢华。他拥有的财富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然而这是一个令我们比较放心的帝王，因为他的财产与权势，和公共权力无关（凯恩和总统的侄女结婚，并竞选州长，却因桃色新闻而失败），也与我们自己的财产无关。即便他富可敌国，但我们却活在他的帝国之外。
更何况这个帝王之所以成为帝王，不是因为他成功的统治了大多数人，而是因为他成功的讨好了大多数人。
如果世上非要有帝王不可，我宁愿剩下来的是凯恩这样的帝王。虽然资本家站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之外，但如果有一大批人像凯恩这样利用私人财富建立起一个个没有疆域的国中之国，好不好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地方自治和联邦制呢？
一个公民可以成为帝王，一个人成为帝王仍然还是一个公民。那么陈胜吴广的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似乎可以随时看见不必拔刀相向的前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现实路径。
电影中揭示的路径，蕴含在片末的最后一个镜头，桑那都庄园的告示牌上写着几个大字：“私人产业，禁止入内。”我把这个告示看做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一种象征。
这部电影中的象征比比皆有，如同解说员对凯恩盖棺定论的旁白：“没有人比他更加受人憎恨，没有人比他更加受人欢迎，也没有人比他更加令人生畏并招惹物议。”因为凯恩的报纸为工人说话，所以其他的资本家咒骂凯恩是共产党。而另一方面，凯恩又像日丹诺夫一样沉醉于权势当中独断专行，所以骂他是法西斯的也大有人在。其他如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叛徒等等头衔更是俯拾皆是。这一切似乎不单单是凯恩的写照，在今日也令我们想起凯恩先生的祖国，那个伟大如同熔炉般也带着几丝邪气的美利坚。威尔斯一开始就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不动声色的启示录，他最初为这部电影设想的题目就是《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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