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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ⅰ对馈氛饬郊揖哂忻魅贰笆笛А敝赶虻拿窨木窠谈福宜挂浴八枷爰业觯始彝瓜浴蓖瓿闪硕哉獯窝踝偷拿�18〕。而曾经在八十年代办过《新启蒙》杂志的王元化不仅创办了具有明显“国学”指向的《学术集林》，而且其反思直逼“五四”，明确指出“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19〕。但是作为两种学术路向跨越者，他们两位的视野更开阔。李泽厚在肯定九十年代学风相对八十年代“成熟和进步”的同时，就对“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做法表示了忧虑，认为“学问家与思想家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互相不可替代。学问家固然需要基础扎实，厚积薄发，思想家又何莫不然？”同样，“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20〕。无独有偶，王元化在《学术集林》第一卷编后记中也说：“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传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21〕
五、伏笔与契机
关于九十年代这场学术转型以及包括它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早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而朱学勤所谓的“确有另一层非学术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动之外力拉动”〔22〕当是不言自明的共识，何况当事人之一的陈平原也坦承：“九十年代之所以专治学术史，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一九八八年起即跟随先师王瑶先生承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但突然的政治变故，更是重要的触媒与动力……没有现实的刺激，不会如此果断地搁下正在兴头上的小说史研究，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派生的‘体贴入微’。”〔23〕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陈平原所谓“突然变故”的作用，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其实也有“历史的伏笔”。
陈平原就说过：“正式提倡学术史研究虽在九一年初，可认真反省人文学者的‘姿态’，早在此前就已开始。八九年底，一批年轻学人在《读书》编辑部聚会，反思八十年代学术思潮，话题直承八八年底‘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所做的学术思考。倘若不是八九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中国学界也会认真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传统。”〔24〕这是提倡学术规范的青年学人们的伏笔。而对弘扬“国学”者来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以及文化热中的“新儒学热”当为其前奏——早在1985年，伴随杜维明先生在北大开设“儒家哲学”课，海外新儒家进军大陆，1986年上海召开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杜维明、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均与会发言）可谓形成了第一次儒学冲击波。而对新启蒙派来说，李泽厚也在八十年代末就对包括“革命”、“五四”、“八十年代学风”等九十年代“保守主义”涉及到的各种命题进行过反省和批评。例如他在1989年说过：“从今天来看，五四对传统和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看法，即全盘否定传统，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冲突的关系，是过于简单了。”关于学风，他多次表示：“最近几年我一直倡导多做具体的、实证性的研究。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些研究，一讲就是古今中外一大套。”〔25〕
然而无庸置疑的是，即便前有伏笔，如果客观上不提供一个不得不如此的“契机”的话，那么真正的转型会何时开始，恐怕还是个遥遥无期的未知数。历史的常态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
六、学术史的校正与思想史的歧突
九十年代这场以建立学术规范、弘扬实学学风、重视传统文化为诉求的学术转型无疑在现代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校正了八十年代的汗漫浮躁学风，也反思了“五四”以来的整个现代学术范式。更值得一提的是，与“学术独立、学在民间”的主张相呼应，一大批民间学刊创立，成为九十年代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而仅从迄今为止的几年实践看，这一举措已经显现了重大的意义。
但是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不仅是一次学术史事件，更是一次思想史事件，甚至主要是思想史事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则像是一次小小的歧突——由于这场学术转型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后续反应，因此它的眼光基本是后视的。这就意味着，面对现实的矛盾，它要么漠视，要么失语。如此，当市场经济时代到来，现实问题不容回避地凸显于学人面前时，主张远离现实纷争的“国学与实学”，被关注现实的思想界新论争所取代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了。依笔者看，一个学人选择思想还是选择学术，选择远离还是切近现实社会，那都是根据个人条件做出的决定，纯属个人的事，但是，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集体来说，试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却只能算是既不可能也不合理的迷梦。新的世纪转眼已经过去了两年，东方文化是否能拯救世界还需“走着瞧”，而“学术独立”的呼吁如果旨在减少政治干预或许尚有意义，如果拿来作为一种学人的主动追求恐怕还需要斟酌。
注释：
〔1〕〔12〕陈平原：《走出五四》，《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2〕《高校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3〕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文艺争鸣》1992年第2期。
〔4〕季羡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5〕《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
〔6〕王守常：《学术史研究刍议》，同上。
〔7〕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同上。
〔8〕靳大成：《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与激进主义反传统的学术神话》，同上。
〔9〕陈平原：《史家的位置》，《读书》1992年第7期。
〔10〕陈平原：《超越规则》，《读书》1992年第12期。
〔11〕〔24〕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23页。
〔13〕王晓明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
〔14〕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15〕杨念群：《“思想”与“学术”岂能如此二分？》，《中国书评》1995年第6期。
〔16〕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
〔17〕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
〔18〕〔20〕：李泽厚《与陈明的对谈》，《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19〕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21〕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22〕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3〕陈平原：《与《读书》结缘》，《读书》1999年第4期。
〔25〕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513页。
关于卡夫卡的“另类阅读”
？ 雷 颐
对于五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从小读的外国小说大都是《青年近卫军》、《古丽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一类，及至年龄稍大，想方设法甚至大冒风险所能读到的也就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狄更斯……对所谓“现代派”几乎毫无所知。直到改革开放伊始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现代派”才一点点地在“污染”声声的批判中介绍进来。虽然我们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但仍趋新若鹜，读“现代派”一时在大学生，起码是文科学生中成为风气。但要真正读懂“现代派”并不容易，所以当时最受欢迎的甚至还不是那些作品本身——当然，这些作品本身当时极少全译——而是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评析文章和著作。这类文章和著作，成为我们能够了解、理解、接受“现代派”的导读，但在使我们获益良多的同时，又使我们的阅读不免会有一种为人所“导”的先入之见。所以当时在读卡夫卡的时候，我总是一门心思从中寻找各种“导读”反复阐明的“异化”、“变形”一类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