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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城的街道整齐，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棋盘形，南北和东西各有几条大街。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在南北主干大街的两旁，有排水沟渠，用石板砌筑。考古发现在石板上还留了“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日石匠刘三”的题记，是修城内下水道匠人名字的罕见记录。城内居民分为50坊，坊均各有门，门上署坊名。
在这里展现一幅《大驾卤簿图书》局部。卤簿指的是古代皇宫仪仗队，宋代卤簿分为四等，大驾卤簿列为第一等礼制，专用于郊祀大礼。《大驾卤簿图书》，北宋绘，全卷横1481厘米，纵51。4厘米。为便于官吏将士演练礼仪，宋太宗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珍藏秘阁。宋仁宗时，宋绶重新制定大驾卤簿礼仪，编写了《图记》10卷。本图就是在宋绶《图记》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现了皇帝进行祭祀天地的庄严宏大场面。绘制时间应在宋皇五年（1053年）至治平二年（1065年）之间，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制度的图文史料。为什么在此处展示本图呢？因为本图后来流藏于元大都，元帝的祭祀大典礼仪也参酌此仪而行。
大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按照《周礼·考工记》都城方正型理念规划与设计的一个典型。这种规制严整的都城方正型理论，是儒家封建大一统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体现。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符合上述儒家方正型理论的都城，元大都是突出的一例。大都的城墙近于正方。宫城在城内南部，商业区在宫城以北。太庙在宫城之东（齐化门内），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平则门内）。城内的街道，也和《考工记》九条之数相符。大道宽广平直：“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大都城的布局，有一条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这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
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华的城市。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大都“城是如此的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
百货汇聚
大都是元代的商业中心。
大都城中，商业繁盛。城中人烟稠密，市集四布，各种市集有30多处。依照皇都“面朝背市”的设计原则，城市的商业闹市区在宫城以北、全城中心钟鼓楼一带。钟鼓楼西的积水潭，是繁忙的运河码头，南来的货船都在这里停泊。积水潭附近布满歌楼酒肆，是富商贵族寻欢作乐之地，也是官兵市民会聚买卖货物之所。钟鼓楼地区有缎子市、皮帽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面市和沙剌（珊瑚）市等。还有城西的羊角市，这里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和驴骡市等。
漕运、海运和驿站的畅通，促进了大都商业的繁荣。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因宋、金长期对峙，早已淤塞不通。且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水陆联运，极为不便。元定鼎大都，开会通河，取直河道，使运河全程缩短400余公里。又开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疏通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所构成的都城漕运水系。于是，江南的粮食和货物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海运与漕运，互为补充。海运由长江口刘家港入海放洋，运至直沽交卸。海运官船900余艘，分纲航运，多时运粮达330余万石，同时带来大量南方货物。海运和漕运之外，还有驿站。驿站有陆站和水站，在东北地区还有狗站，以狗拉爬犁。元代驿站有1400余处，四通八达，密如蛛网。驿站的设立，主要是为着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有经济内涵，而贡使的往还，带来大量货物，也买回所需物品。这就促进了大都市场的繁荣。
大都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而且是国际商业市场。此时蒙古的四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尽管各汗国渐趋独立，但仍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人往来和商品流通。
元朝的陆路贸易，以大都为中心，由三道通往西方。第一道，经咸海和黑海以北，穿过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第二道，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伊朗境），至小亚细亚。第三道，经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至波斯。许多波斯、阿拉伯、外藩商人，往来大都贸易。
元朝的海路贸易，相当发达。海上通路，由杭州、苏州通日本，由泉州、广州等自南海，南达爪哇、苏门答腊，西通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外贸易进口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药物等，从广州、杭州、苏州等地，经驿站、漕运和海运，汇聚至大都。
商品交易，需要货币。元大都留下当时贸易货币的三个印记：“至大通宝”、“至正通宝”和“至元通行宝钞”。元代铸造的金属圆钱，钱币史专家认为只有两次：一次是至大三年（1310年）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另一次是至正十年（1350年）的“至大通宝”，但都很少，所以元代铸钱显得格外珍贵。发行于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内发现的，纵31厘米，横21。8厘米。这枚“至元通行宝钞”弥足珍贵。显然，元代大都的金属铸币与通行纸币，在当时促进商品流通、加快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这枚“至元通行宝钞”，有极高的历史、文物、艺术和学术的价值。
四域富商大贾，八方奇珍异宝，车载舟运，齐集大都。据载：当时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聚居着南方的商客，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汗八里城住着许多商人和外国人，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千车。汗八里城周围各城市的商民都要来到这里买卖货物。他赞叹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科技文化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元代是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谓天文历法，一是观测，代表仪象；二是历算，代表历法。观测和历算，要有司天台即天文台。北京早在金代就设置司天台，元政府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大都设置司天台。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今存观象台为明代所建，台上仪器则为清代所造。
郭守敬是一位勇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科学家。他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制造了测量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简仪，并制造了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等天文仪器。古书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就是说，圭表用来测量日影长短，所以又叫做量天尺。元代的圭表，圭为石制，表有石制、也有铜制。在大都的圭表，据记载表为铜制，圭为石制。表通高50尺，宽2尺4寸，厚1尺2寸，石圭以上表身高36尺，表上端铸有两条蟠龙，龙半身附表侧，半身凌空擎起一根6尺长3寸粗的横梁，自梁心至表上端为4尺，自石圭上面至梁心40尺。石圭长128尺，宽4尺5寸，厚1尺4寸，座高2尺6寸，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这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的圭表。在大规模仪器观测的基础上，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新历《授时历》，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其准确程度与现行公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300年左右。
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测量工作，测量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使记录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成了星表。还有，札马玣丁制造了“苦来亦阿儿子”等七种天文仪器。“苦来亦阿儿子”的“苦来亦”（kure）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