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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就必须纠正玄学的偏差，维护儒学的正统。裴頠承担了这双重的任务，
他扬弃贵无论的理论形态，构筑了崇有论新体系的基本思路，代表了玄学发
①
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
裴頠的主要著作就是《崇有论》。《崇有论》只有1368字，文约义丰。
它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它提出“以有为本”的本体论，否定“以无为本”
的观点。《崇有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群
本”就是群有，也就是具体存在的万物。“宗极之道”也就是最高的本体。
意思是说群有的总体是最高的道。也就是说具体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总和是
最高的本体。离开客观存在的万有而独立自存的本体是没有的。在这个万有
的整体中，由于每个具体事物性质形象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族类。“方以族
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这就是说，一切生长变化的具
体事物都因其形象显著区分为不同的个体。这与王弼等人万有“以无为本”
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立。
裴頠认为，万物的变化和错综复杂的联系是探寻事理形迹的根源。即：
化感错综，理迹之源也；“生而可寻，所谓理也”，这个“理迹”是可以寻
求的，因为它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理之所体，所谓有也。”超乎具体事
物之上的虚无的“理”是不存在的。
裴頠认为，每一个具体事物因为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都有片面性。“夫
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因此都不能孤立存在，即所谓“偏无自足，故凭
乎外资”。“资”就是依靠，就是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事物是在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存在的。条件有适宜与不适宜之分，即“资有攸合，所谓
宜也。”事物有了适宜的条件才能生存发展。选择适宜的生存条件就叫做情，
这就是“择乎厥宜，所谓情也”。“宝生存宜”是一切有生之物共同的情理，
也就是说万物之间相互联系、互相资助、互相依存，就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共
同根源，而不应到事物之外去寻找其存在的原因。他指出：“济有者皆有也”。
就是说对“有”发生联系、发生作用的是都“有”，而不是“无”。他据此
① 《晋书·裴頠传》。
① 此说来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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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了王弼“以无为心”的观点，认为“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
可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他举例说：“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
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这就是说，人的思想活动不是事物本身，
但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不是“无”，而是一种“有”。
裴頠能朦胧地意识到人的思想活动的客观物质性，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
义观点。
裴頠提出：名教是“有之所须”，“宝生存宜”之必然，也就是人们为
造成适宜生存条件而确定的人类社会中的行为准则。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而
不需要用无作自己存在的根据。他要求人们“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
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这是“圣人为政之由也。”这里的
仁顺、忠信、礼让、中庸等都是儒学名教的原则，以此为“为政之由”也就
是要树立儒家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以适应封建一统的政治需要。这是对“越
自然而任自然”的贵无论玄学的否定。
《崇有论》还分析了贵无论政治上的危害，从世界观上对贵无论做了深
刻批判。
总之，裴頠在他短短千余字的《崇有论》中，构筑了一个完整世界观的
基本框架。他认识到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由虚无派生出来的。他
提出了万有的整体就是道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否定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
扬弃先秦唯物论者把一种或几种物质的特殊形态金、木、水、火、土或气作
为物质世界构成因素的旧说，提出了物质世界有总体的概念，把对物质概念
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贵无论和腐朽的门阀士族的批判也有着积
极的社会政治意义。
（3）郭象的独化论思想
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他生于魏嘉平四年（252年），死于晋永
嘉六年 （312年）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自291年的“八
王之乱”到“永嘉之乱”，直至西晋灭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
战乱频繁。生民涂炭，亡国败家，一片残破景象，大批名士在政治斗争中死
于非命。如何摆脱现实生活的苦难来重建一个正常的封建秩序。成为哲学家
思考的主题。郭象力图调和哲学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玄学内部不同派别的矛
盾，名教与复归自然关系的玄学主题。他作《庄子注》，来发挥自己的哲学
思想。对何、王、裴頠等人的玄学进行综合总结，形成了完整而宏大的“独
化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什么是世界本体的问题上，王、何贵无论主张“有生于无”，“以无
为本”，裴頠崇有论主张以有为本，认为“无”不能生“有”，“始生者，
自生也”。郭象接过这些观点，并加以绝对化，认为老庄之所以称道无，是
①
要说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他把“有”和“无”、“有”和“有”
对立起来，认为“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而为无矣”。他还说：
“有之不能为有，而自尔耳”。这就是“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
“有”。一切有物都是“自生”、“自选”的，正所谓“上知造物无物，下
知有物之自造”。天地万物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独
化”说就是郭象对世界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最根本的解释，
① 《庄子注·在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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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郭象哲学体系的核心。
郭象的“独化”论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如他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和
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
他认为“天地日月不运而行也，不外而自止也，不争所而自代谢也，皆自尔。”
他认为“天者，万物之总各也。”天不是造物者，也不是万物的主宰。万物
自生，没有造物主。从这个意义上讲，郭象的独化说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宗教
神学的“造物主”——上帝，也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根本否定。因此
有其合理的因素。
但是郭象认为万物不仅自造，而且自足，不需任何外界条件而孤立存在，
“无所待焉”，独生而无所资借事物的生成与存在既没有原因，也没有条件，
又不是造物者所造，只能“突然而自得”，“忽然而自尔”。那么，它究竟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郭象只好找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不分的“各无
而非无”的“玄冥之境”，说万物都“独化于玄冥之境”。“玄冥之境”似
无非无，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使郭象的独化论罩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郭象认为，天地万物就个体来讲是自造的、独化的，但就世界整体来讲
又是互不可缺的，完全和谐的。那么，这些自生、自造、彼此孤立存在的个
体如何达到和谐呢？这个和谐的世界秩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郭象认为是
“命”或者“理”，有时也称为“天理”。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或者说“独
化”，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唯在命耳”完全是“命”或“理”决定的。
所谓“命”或“理”是一种“无可奈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不得
已”的决定力量。这种“命”或“理”也是独化出来，“自然而然”的统摄
一切具体事物、规定世界秩序的、不可违抗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