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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下期续完）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字。）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独裁，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