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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无穷之善，其标准究何在乎？倘仍以人为衡量之尺度，而不以神为敬畏之对象，则人之自义，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则所谓主观客观，乃仅五十步与百步，初无本质上的分别。故人当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以神的公义圣洁为向往追求之目标，庶能止于至善，与神性有分（彼后一4），作天国子民。
再从第二个问题来讲：
一为‘他律说’（HeteronomiaclTheory）──主是说者，有英哲霍布思等，他们的中心思想，认为“我当受我以外的法则所控制”。善恶的标准，道德的价值，不是从自己的天性而来，须有外界之标准，例如国家之权威与法令，宗教之信条与教义，以及社会之风俗与习惯，均可资为道德之藩蓠，行为之规范。
二为‘自律说’（AutonomicalTheory）──主是说者，有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他们主张服从自己理性的命令，和自由意志的抉择；认为意志的自律，乃是道德的标准。康德尝谓，自律乃‘实践理性’（PracticalReason）之特征。‘实践理性’之所判断，乃为至高无上之命令，乃为一切道德之根源。道德的判断，超乎一切经验，和一切权威之外；道德律乃本我之良心，为我自己所定之法则，乃我以其为道德律而遵守之。此种自律，方为至善。若其由于后天的经验，或为追求一己之幸福，或以慑于上帝的诫命与审判，然后守法行善，此非善的真谛。
‘自律’‘他律’，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从‘自律说’而论，这乃是一种绝对主观的自义的骄傲。古今圣哲，都想凭其自义，‘明明德’，‘致良知’，以期‘天人合德’，‘止于至善’；殊不知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都与上帝为敌，人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乃水火不容，不能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心安理得’，仅为讳疾忌医，自我陶醉的空想，尤为自负自义，惟我独尊的骄傲。事实上，人当反躬自省之时，每有‘内疚神明’之感，古人亦有‘十手所指，十目所视’之诫，可证有一高于‘自律’之律，而不容吾人否认。尤有进者，倘以自己的理性，为无上之命令，则其祸所及，可使人成为独裁暴君，希特勒史太林等之祸国殃民，即为此种哲学之流毒！故在神的前面，自义乃是一种罪恶。
再从‘他律说’而论，所谓国家法纪，社会习惯，乃至教会的仪规，倘使不以‘上帝的律’（罗七22）和上帝的道为依归，不以上帝的圣洁公义为标准，则其与自义‘自律’仍是五十步与百步，初无轩轾。社会学家苏鲁根说，一切宗教，道德，和哲学的价值，都非绝对，而应求其超越向上，以天国的崇高道德价值为基准；否则祗见灾祸危机，相逼而来，动乱纷扰，永无穷期。
（见P。A。Sorokin著：⑴TheCrisisofOurAge及⑵ManandSocietyinCalamity诸书）
现代人类，目无真神，悖逆神道，徒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或则高唱‘自律’或则强调‘他律’，其弊所及，一方面有‘道德的虚无主义’，使人放荡不羁，毁法乱纪，且复反国家，反社会，反组织，反纪律，反教会，乃至有反抗上帝和除减上帝的运动。另一面，则有‘政治的极权主义’，剥夺一切自由，否认人之尊严，绞杀人之心灵，否认神的存在，使人成为工具。美国先贤宝威廉氏（WilliamPenn）尝说，“人苟不愿受上帝的统治，则必自取其祸，受暴君的奴役，”今乃不幸而言中。
〖二、道德之动机〗
芸芸众生，惶惶终日，其所营求，莫不为己。上焉者，仅思何以利吾国；次焉者，仅思何以利吾家；下焉者，仅思何以利吾身。曾不思天下最大之敌人，于己最不利，最有害之物，即为其自身‘爱己’，‘利己’之私念；尤不思举世纷扰，动乱不安，天谴人祸，纷至沓来，战争恐怖，日见严重，凡此灾难痛苦，实皆人类钩心斗角，自相纷争，自种自招之罪果。古圣先贤教民之道，大率勉人去利尚义，利民济世。如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礼运大同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尤为士大夫所共同向往的境界。
这种道德教训，可再加引徵；篇幅所限，姑止于此。究其大旨，无非都以仁民爱物，渡世济众为止境；而却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的教训（路十27；太廿二37）。圣贤立教，均重爱人。他们以为“天道远，人道迩”，故以博爱济世为道德至高之目的，人类应有的天职。他们崇奉这对象为‘人道’，乃是假借的符号，抽象的名词，其实‘上帝’就是‘人道’。故他们把爱神敬神，视为无足轻重。他们纵不否认上帝，却并不荣耀上帝（参阅罗一21）。失诸毫厘，谬以千里，人文主义的道德哲学，这才发生重大的偏差以及严重的流弊。
第一，他们行道的动机，既非荣耀上帝，故根本不知上帝的分义和圣洁。虽曰‘止于至善’，实乃自负自义。老子说：“大道发，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道德经第十八章）。我国人文主义宗师唐君毅先生亦承认“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见氏著：‘人生之体验续编’，五九，六一页）此乃废弃大道，不求神荣，不肯认罪悔改，但求自负自义的结果。查旧约所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且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乃病于自义，及后遭遇试炼，约伯始承认：“我从前风闻有你（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一1～8；四二5～6）以赛亚先知“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便呼叫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赛六1～5）人非见神，终不能认罪；此乃侈谈行道，自负自义的人文主义者，首应深切反省悔悟者也。
第二，他们行道的动机，既非为求上帝的荣耀，故他们的目标，乃在贯彻他们自己的理想，实现地上的王国，而非为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例如，马克思抄袭恽司丹莱（GerradWinstanley）的陈说，把世人的罪孽，推在私有财产制度上面，认为正本清源之方，端在推行共产主义，始能除去罪恶。（参看C。H。Sabine：〃TheWorksofG。WInstanley〃诸书）马氏从而发明一种‘经济宿命论’（EconomicDeterminism），说人类生活都是由物质环境所决定，毫无自由，亦毫无责任之可言。照此学说，则资本家仅是‘命运之神’所支配的木偶，不是主人；则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命运，绝对无能为力，连马氏本身，亦是同样受‘命运之神’的操纵，无法改造革命。但马氏却要推行其道，号召世界，掀起革命运动，认为此乃神圣的使命，道德的责任。殊不知马氏自相矛盾。倘使共产革命是可能的话，则共产革命，便绝不可能；甚至马克思本人，亦不可能出生，因为他也是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种道德行为，和革命运动，建立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之上，而且还要付绝大的代价，要毁灭三分之二的人类，使其贯彻，岂非是人类莫大的不幸！
第三，人类行道的动机，既非为求神荣，又非为求神国，则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遂成为现代人之道德信条，以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道德的无上任务。英国人文主义协会（British
老亚当：“我为甚么要献身利民呢？”
人文教主：“因为这对整个社会是最有益的。”
老亚当：“但整个社会和我有甚么相干呢？”
人文教主：“因为整个社会之福，便是你切身之利。”
老亚当：“哈哈！这真是笑话奇谈！”（仍为‘切身之利’）说着便转身抢了一位寡妇的皮包，大笑而遁！
最后人文教主非常后悔，他没有想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十七9）他应当先警告那人，这种行为，如被警察逮捕，会有不幸后果的。（参看前引Dr。ClarkH。Pinnock之讲稿）这一段对话，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