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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还于7月上旬和11月上旬，先后分别就非武装区处理、铁路通车和停战善后事宜等问题在大连和北平举行了会谈。结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强加于中方，中方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最后达成了《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这个《善后处理会谈》，实际上是《塘沽协定》的继续与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华北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五节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冯玉祥致邹鲁等要求共同抵抗暴日电，1933年1月7日。＇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冯玉祥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月25日。＇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页。＇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115页。＇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1日。＇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冯玉祥复孙科电，1933年3月25日。＇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9日。＇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