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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变计，非虚者实之，散者一之不可。《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新唐书·赵憬》传：憬曰宜采士誉，以誉多先用。即此意。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又令岁举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岁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一不与上司以权。而参劾之权则与之。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官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另议，通籍后不得再试。又议考官学政皆由公举即无庸考试差。他如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皆可随事分举。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亻兼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阍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蠢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他关可知。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候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役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
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大息！今视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夷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夷，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久而不革。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费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
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已。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
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上而后已。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孑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佣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雅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雅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