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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土耳其人恰好在最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法国国王的挑动下，马上就要进攻意大利了，他又改变了主张：“但在今天，由于眼看凶猛的恶狼就要冲向我们的羊群，而且看到我们的牧羊人已经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敌人，我感到再把这些东西保密起来就不妥了。我决定把这些东西，部分书面发表、部分口头发表，以便造福于基督徒，使大家不论在进攻共同敌人的时候或者在抗击敌人进攻实行自卫的时候，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我在此刻很后悔自己一度放弃这项工作，因为我确信，要是自己坚持下去，我本来会发现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仍然希望找到
……我希望爵爷们不会轻视我的这本著作，以便更好地向阁下最杰出的政府的炮兵传授有关他们的技术的理论，并且使他们能够更熟练地加以应用。
”实际上，塔塔格里亚的著作和几乎所有弹道学家的著作对于炮击实践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它们却证明很有助于力学的发展。把根据炮击实践提出的问题得出的新的力学概念和天文学概念结合起来的工作还有待于牛顿去完成。当时，天文学本身由于航海的需要，正在积极发展，因而已经部分具有军事性质、部分具有商业性质。科学不仅在天文学和力学方面同战争发生联系；而且，现代物理学在很多地方还得力于盖里克所发展的真空技术和摩擦电。他是古斯塔夫斯
·阿道弗斯①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总军需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
战争和工业革命 科学和战争之间的这种联系一直不断地维持到现代。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是法国兵工厂
“火药管理处
”的主管。法国炮兵学校是在十八世纪中唯一系统地教授科学的地方。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叶的大多数伟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是在那些学校里受业的。这类学校的另一个产物便是拿破仑。他是第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军人。这和他的成就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伟大技术发展，特别是用煤来大规模熔化铁的方法以及蒸气机的采用都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要求，制造大量大炮的直接结果。蒸气机器缸的精密镗孔工艺应归功于威耳金森的改进。正是由于这种精密的镗孔，瓦特的高效率的蒸气机才变得同以前的气压机在实践中大不相同。而威耳金森所以能够有所改进，则是由于他在镗制炮管的过程中取得了经验。朗福德在同一领域中发现了热工当量。这就为一切热力机提供了基本理论。
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初叶的长期和平使战争对科学的相对重要性（但不是绝对的重要性）有所减少。例如，蒸汽机车就是同军事需要关系不大的几项主要发明之一。染料的发展证明是和炸药的发展同等重要的推动化学进步的力量，虽然这两者的化学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不过将近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是在普法战争之后和帝国主义竞争开展以后，战争对科学的作用又开始再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方面，重金属工业愈来愈仰赖于大炮和军舰的定货，另一方面，人们还在建立新的化学工业，以便在前此无法设想的规模上提供炸药。大规模钢铁生产是一项对现代机械文明几乎比任何其他因素贡献都要大的技术发展。可是大规模钢铁生产却是战争需要所直接促成的。贝塞麦在１８５４年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就发明了一种来复线大炮，可是却找不到经得起这种张力的铁，因而才去从事钢铁生产的研究而且大获成功，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汽车运输而特别是飞机等等的改进，使人们有可能一次调动和指挥几百万人，同时食品贮存方法和医疗设施的改进，也使这几百万人可以不受饥馑和疾病的影响而生活多年。
直到经历过上次大战以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这对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以前，虽然有个别目光远大的科学家明白自己的工作正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前景，不过大多数人却认为，科学已经使战争变得如此恐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想从事战争了，并以此自慰。发现热工当量的焦耳，对于科学对战争的贡献不抱什么幻想，不过他也和塔塔格里亚一样，在涉及本国的时候持保留态度。
“这些便是科学的正当目标。值得人们深深遗憾的是：科学又有了一个很不相宜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还逐渐惊人地有所增加。这便是改进战争技术和相互残杀的工具。我知道，有人认为，这些改进会使战争的破坏力变得更大，因而往往会使战争打不起来。我认为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毫无常识。我相信战争不仅会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而且会更加激烈。个别战役肯定会变得很短而且立见胜负，但是，这一定会使得各个国家迅速兴起或迅速衰亡，并且使得边界和宪法变动不定，最终必然会败坏文明本身而使和平局面无法维持。所以科学由于致力于一个不适当的目标，最后可能会自掘坟墓。就这个问题而言，对于有人滥用科学来达到个人或国家的扩张目的，我们也不能不表示遗憾，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弱小种族灭亡，强大的种族占有其废墟。我这番话是指一般战争。我并不想毁谤人们为保卫大不列颠的完整和自由所作的努力。我们是迫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目前欧洲军事形势毫无责任。
”—
—根据克劳瑟著《十九世纪的英国科学家》，第１４０页。
世界大战中的科学 尽管从技术上和科学上来说大战的准备工作规模极大，人们却发现随着战争实际局面的发展，这些准备工作完全不足以应付需要。在战争期间，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为各自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了。的确在一开头，对这些人才的使用，存在严重浪费现象。本来可能成为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的莫斯利竟被派前往加里波里并在那里阵亡了。英国的一位主要物理学家建议为陆军组织一个气象机构，人们却告诉他说：英国士兵能在任何气候中作战。只是在英军在弗兰德泥泞地带发动几次攻势遭到重大伤亡之后，才设立了这个机构。
不过随着战争拖延下去，政府就把科学家们留在国内，以便改进现有的毁灭性武器、发展新武器和应付敌国新发展的武器。空中战争和化学战争是大战期间科学事业的两项福音。不过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科研浪费惊人。往往要在物资和准备工作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短短几星期中设计出新方法并投入生产。这自然造成物资的极度浪费和生命的重大损失。
协约国为了应付德国人制造的毒气，不顾化学家和工人的死亡或伤残，加紧发展毒气生产。同样，飞机制造有长足进步，然而在物资和生命方面却付出了重大代价。尽管这样，很显然，在战争的刺激下，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的速度仍然比和平时期活动表面上具有的限度快好几倍。这表明：在和平时期，科学的进步并不是受到内在因素的限制，而是受到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限制。
战争促成了国家组织的科研工作 大战爆发后不久，在德国境外就可以看出，各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人数完全不足以应付军事形势的需要。德国人的自然资源要少得多，在战争的大部分歧间，他们却能够在技术上和军事上掌握主动权。德国和协约国士兵阵亡的比例为一比二，德国人每丧失一架飞机就要打下六架对方的飞机，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因此，战争、而且只有战争才能使各国政府痛感到科学研究在现代经济中的极大重要性。英国通过成立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而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个部主要是为满足平时备战需要而设立的。例如，我们在１９３４年的报告书中看到这段话：
“人们过去一直要求英国工业和科学更加密切地并肩前进，战争的环境使他们的呼吁更显得有力，因为战争环境空前有力地说明：有了可以在工业中利用的科学发现却不再继续采取措施，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例如，我们很快就发觉：我国不幸主要得依赖国外来供应某些作战上极为需要的物资。当时我国的头号敌人通过科学成果的应用，已经掌握了某些工业产品，按其程度和性质来说，都足以危及我国的利益。大家普遍认识到：为了在平时和战时都能取得成功，就应充分利用科学资源，战争的危险为和平时期提供了教训。
”在订立和平条约时，获得胜利的协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