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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之下来进行的，整个填补过程至少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初，而这将近600年的时期便被称为中世纪前期。
正是通过天主教教会的传教活动，不仅促使日尔曼人放弃了原有的多神教而改信天主教，而且也促成了蛮族统治者对于天主教的宗教需要。于是，在公元496年，据说是因祈求上帝保佑而在战争中反败为胜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改信天主教利用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历史，推动，并且在两年以后率领3000名将士接受了洗礼。以此为开端，日尔曼人的诸多国王纷纷皈依天主教，并且以天主教来作为日尔曼人各王国的精神支住，再次在欧洲的大地上确认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这就有利于日尔曼人通过天主教来逐渐认同罗马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尽力缩短蛮族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天主教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复苏，为进入中世纪后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初步基础。
中世纪前后期的时间分界线是公元1054年，就在这一年出现了所谓的东西教会大分裂。这次大分裂之所以异乎寻常，在于其产生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争夺《圣经》阐释权和基督教教会领导权的问题，而是拜占庭帝国与日尔曼诸王国之间关于文化实力的一次政治较量。显然，双方的这一较量难分胜负，只好各行其是，从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国文化实力的下降，与日尔曼诸王国文化实力的上升。这样，以东正教为标记的拜占庭文化不断衰落，已经失去了作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却不断上升，并最终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的代表。
如果说人们关于中世纪前期的黑暗印象与基督教，特别是与天主教毫不相关的话，那么，对于中世纪后期的黑暗印象，则与基督教，主要是与天主教直接相关。这一点，是与教皇国的崛起分不开的。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王国国王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关系，公元756年，法兰克王国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与支持，于是将罗马城周围的大片国土献给罗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国，这是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化的神权国家。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教皇国的势力越来越强，从政治到宗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达到了天主教教会权威的顶峰，进入了它的鼎盛期。这一鼎盛期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接近两个半世纪。
正是在教皇国的鼎盛期之中，先后出现了十字军东征与异端裁判所，来分别显示宗教狂热之下的武力炫耀与宗教迫害，武力东征与宗教裁判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损失，而且动摇了教皇国的统治展的基础上，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总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直接影响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于国王的现象：公元1245年，由于权力之争，来自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军包围了罗马城，教皇莫诺森四世怆惶中逃到法国里昂，在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支持下宣布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教籍；随后在1309年至1377年之间，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设立教廷，受到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控制，以至被称为新“巴比伦囚虏”；最后在1378年至1417年之间，由西欧各国的国王分别拥立了三个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天主教教会内部权力分散，教皇的权力相对削弱；一方面天主教教会政治权威失落，国王的威望上升。这不仅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最终出现，而且推动了西欧文化发展的文艺复兴。
在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间，召开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会议，一是提出与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达成妥协，同意他们在宗教仪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张，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高于教皇，要求限制教皇的某些权力；随后，于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开了东正教与天主教重新谋求统一的会议，由于面临奥斯曼人入侵的威胁，东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内的700名代表出席会议，并于第二年在弗罗伦萨签署了“联合通谕”，承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企图以此获得西欧大主教各国的大力支持，然后继续就“炼狱”、“和子句’等教义问题进行讨论。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视为救命符的联合通谕遭到了东正教教会的普遍抵制，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为时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失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辩证的发展的思想，摒弃了它的，而重新统一基督教也成为永远的梦想，与此同时，也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终结。由此可见，教皇国的鼎盛与发生宗教狂热实际上是天主教国家化达到极点的不同体现而已，也可以视为天主教教会世俗化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成为天主教盛极而衰的历史里程碑。从此以后，教皇权力的削弱与宗教盲信的消退，将直接对欧洲的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有着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过程。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别是文化发展空缺之中的艰难生存环境，使教徒们感受到人间地狱的滋味，力图以自己的苦行来为自己深重的罪孽进行赎罪，不仅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不愿脱离人间生活的教徒，故而他们采用朝圣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赎罪愿望，由此让上帝之光普照众生。所以，到《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去，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最大愿望。
这样的朝圣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带领一支由7000个日尔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的浩大场面。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基督耶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基督耶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基督耶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应该像基督耶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那样，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来自我赎罪，因而十字架已经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的考验来虔诚地信仰，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可是，此时的耶路撒冷，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圣地，除了是犹太教的圣地之外，它还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公元637年“凡天鹅皆白”的命题，我们不能用经验方法完全证实它，但，阿拉伯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就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在大多数岁月里都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好在基督教的朝圣者只是对圣地耶路撒冷充满了崇敬向往之情，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而也不会受到多大的限制。不过，在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基督教的朝圣者开始受到限制，并且，占领者还向他们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突厥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最后，在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
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突厥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10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据说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已经有很多都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在苦苦坚持了3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突厥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的积极反应，原因很简单，乌尔班二世想借这一次机会来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一个重新统一基督教的梦想，不仅要使罗马教皇成为东西教会的共同首领，而且更要使天主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