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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看起来像是仍继续下去的平衡的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危机或一时的不平衡只构成成长的危机或对新问题的开放）。
把这一情况同法律规范体系的情况相比，对比是显著的。一个完善的法律规范系统必然预见到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构成一开始并在由它预见并蕴含的规范建构的各个阶段都有修订或改变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说，规范的创造有一种连续性。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了与非规范性价值或记号系统相对立的规范系统所特有的历时性与同时性的联系，但情况与理性规范的情况截然不同。第一，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新规范取代并驳斥被废除的规范，这在有效的“列入”传递序列中并不引起任何中断，但在规范的内容本身中却引起不连贯。第二，刚才所说的相对连续性仍然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平衡；发生革命时，整个制度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前制度无关的新制度。
在道德规范方面，连续性可能比较大些。但历时性因素与同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却是以与逻辑规范很不相同的语言提出来的。杜尔克海姆的倾向是把同时性事物完全从属于历史。当他以部落组织的异族通婚来解释进化社会对乱伦的禁止时，他忘了解释为什么其它许许多多同样归因于图腾制度的规范没有保存到今天。
我们无须再多举例子来说明这里有一个具有相当普遍重要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归根结蒂，问题就是提出现代人依赖其历史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从刚才所说的东西中可能得出的表面回答是，历史因素由于它们的永恒性并如同理性规范那样属于历史学重新找到但不创造或不加解释的不变量，因而更加重要。而使某些规范体系与先前的规范体系具有一些连续性的重大历史变化则更强调同时性重新平衡的重要性胜于连续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有事件历史，或可见的部分是偶然的表现的历史，也有隐藏的动力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机发展远胜于事件的历史或现象的连续，因为它是逐渐的结构或组织。在其质量上，组织的各阶段都从属于一个逐渐增长的整合。所以，文明史越来越成为多学科的事业，其中科技史、经济史、历时社会学等等都应该共同分析同一变化的无数不同侧面。但这也同样是历史为什么是解释性的缘故。甚至是对那些看来是无时间性的不变量也是如此。因为不变量之所以成为不变的，只是由于要重新构成的建构和平衡过程的原因，而这些建构和平衡过程在各个领域都不一样。它们在其相互对立中和共同机制中相互阐明了自身。
三、机制与价值
在一切生命和人文科学中，人们一直都看到所谓功能主义倾
向与结构主义倾向的对立。在生物学中，拉马克早已说过“功能创造器官”，而新达尔文主义的偶然变异与事后选择的图式则力图抽掉这句话的任何有意义的内容；相反，那些把现象型作为基因对环境压力的一种“反应”的当代概念，都企图通过一种新的综合来超越这一抉择的两项。在心理和社会学科中，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冲突也很普遍。某些功能主义者认为“可观察之物的隐蔽结构”是出于理论家的简单抽象，而结构主义者则把行为的功能方面视为无解释性价值的次要特征。因此，揭示能在任何人的行为中协调功能与结构的共同机制，就构成跨学科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作为机能的客观或主观标志的效用或价值问题，以及能否建立一种不以先验思考为基础，而以由我们一切领域研究的相互连接产生的可能汇合为基础的一般价值理论。
10．运转与功能、情感与人类行为学
首先应该问的是，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一部分冲突难道不是来自对结构的一种过于狭隘的概念吗？它只抓住结构的总体特征与内在变化特征而忘记了结构的自动调节这个基本特性。事实上忽视了自动调节，结构就披上贬低功能的静态外衣，这样给人的印象是在达到结构时，人们就揭示出某种与人类精神或任何社会的不变属性有关的永恒实体。由此便产生功能主义者对这样一种假设的怀疑，因为它确实能导致一种反功能主义。
但是如果人们把形式或形式化结构，其调节来自理论家赋予它们的公理，和独立于理论家之外而存在的实际结构区分开，那么就该质疑，结构是如何保持和发挥作用的，这里提出的就又是结构的运转问题了。它们的调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规则或规范来保证，如人们在第二节中所看到的。但这时，这些规则已经呈现出一种通过强制或义务系统来保持结构完整性的功能。反之，很可能有这种情况，即结构根本没有完成，在其形成过程中，其自动调节显然还不会导致一个规则系统，而是一种其运转可能带有多种变量的自动调节。尤其可能的是，结构不可能“关闭”，它经常依赖同外界的交流（请看第3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功能才区别于结构，同时功能分析也成为非常必要，以致功能主义者有时竟忘记了无器官的或整体结构的功能是难于设想的。
因此，精确揭示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确是人文科学中的一个普遍的、需要经常求助于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一想，列文——他的社会心理学来自一种格式塔结构主义——是如何用这种语言来描述需要本身的，他的老师柯勒又如何就《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位置》写了整整一部著作。再想一想，帕森斯在社会学中是如何以“结构－功能的”一词来命名其方法的。帕森斯认为结构是一个社会系统各要素不受外部强加变动影响的稳定安排，功能则在结构对外在情况的顺应中起作用。在经济学中，廷伯根把结构看作是“对非直接可观察到的、与经济对某些变化的反应方式有关的特征的考察”。这些以经济计量学系数来表达的特征一方面给人以经济的建筑图，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经济对某些变化的反应线路。因此，人们看到，在这里结构又有功能伴随着，因为功能可以有“反应”。
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导致对功能主义的某种贬值，那主要是因为人们研究其过去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为人所知的社会时，不得不——可以这样说——忽视发生和历史观点的缘故。相反，有趣的是，一些年青的美国社会学家，如古德那和布劳，他们的“新功能主义”对结构主义观点却一点都没有关门。他们二人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去澄清亚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研究社会分层这一古典问题。但他们的分析一个是以“相互性”为中心概念，另一个则以初级“交换”为中心概念。然而看来很清楚，这样的观点与我们（在第5节中）称为相关结构主义的东西毫无矛盾之处（恰恰相反），因为它们的特性在于不是从总体出发再下达到构成性关系，而恰恰是从构成性关系出发去阐明亚体系的运转。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参照第3节）把运转看作结构的活动，而结构便是活动的结果或有组织的表现。在完成结构的情况下，运转同可能有的变化中那些实际的、并标志系统是系统的全部变化溶为一体。至于功能，人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指全部变化中某种变化所起的特别作用（“功能”一词的生物学和数学意义趋于混同）。相反，在形成或发展中的结构或总而言之在未“封闭”的、因而自动调节还只是调节、交流还向外部开放的结构的情况下，运转是形成性的，并不仅仅是改变性的。功能也按照亚系统的运转对整个系统所能起的保存、增强或干扰作用，或整个系统的运转对亚系统所能起的这些作用，而与各种效用（或价值）相对应。
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一个跨学科模型，如一个“一般系统”理论的模式，是格外珍贵的（我们把系统定义为一些起着非偶然性相互作用的元素的复合）。怀特海在其他许多有关科学思想的著作中，早已认为习惯上称为“机械的”解释不可能详尽地分析现实，又认为机体或组织概念包含着可以利用的特征。贝塔朗费从生物学（但也是受格式塔心理学启示的）出发，曾专心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力求从这种“有机论”中抽取一般模式，其益处不仅是生物学的（“开放”系统及其特殊的热力学理论），而且在人们能够推广生理常数稳定性（特别对需要论而言）、分化、成层等概念的范围内，还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