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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林献羔开始用“大马站福音会堂”的名称聚会。
1951年初，3000余名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留下的约有四五百名。到1952年底，大部分外 国传教士已离开中国大陆。传教士集聚在台湾、港、澳等地，继续宣教使命。由于来台的传教士原先接受的是国语训练，所以在台宣教的对象多是大陆来台的同胞，台湾国语教会急剧增长。只有极少数传教士来台后重新学习台语，投入台语教会服务。台语教会和国语教会一样成长显著。台湾教会进入发展时期，信徒人数、神学院校数、传教团体数都极大增加，至1960年，新教信徒达22万人，神学院校10所。传教团体由1948年的4个，增加到1960年的33 个。
1951年，欧洲华侨布道会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向旅居欧洲的华侨和华人留学生传福音。
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结束后，三自革新会筹委会立即开展控诉运动，揭批各地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多位教会领袖控诉了他们过去最亲密的同工。除教会团体外，控诉运动也波及所有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出版机构和其它附属事业的单位。这场控诉运动之后，牧师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前往东北领会的途中，被公安局拘捕。因倪柝声被捕，本已参加三自的各地聚会处纷纷退出三自会。
1952年，在台湾的传教士开始对学生的传教工作。在台南，有海外基督使团传教士邓师母（Mrs。 Gordon Dunn）开设了大学生的英文查经班；在台北，有安笃思（Egbert Andrews）在大学生中做个人传道的工作；在台中，韩宝琏（Pauline Hamilton）等成立了大学生团契 。
1952年，内地会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在海外继续为主作工。1953年，内地会的最后两名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
1953年，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敬奠瀛身陷囹圄。1957年秋，在西安病逝。
1954年，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正式的全国性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次年正式结束。“三自革新”改称为“三自爱国”，以示不干涉宗教信仰。但有一些自立教会游离于三自爱国会之外，如北京的自立教会，负责人是王明道；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教会），负责人是倪柝声；耶稣家庭，负责人是敬奠瀛。1955年10月，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被禁止。
1954年9月，三自会举行批判王明道的控诉会。控诉会后，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和信徒们发动了“反对逼迫王明道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从北京起，天津、上海及全国各地都闻悉王明道遭控诉的事。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从信仰的立场对三自运动作出批评，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他分析三自运动所发表的言论，认为这是“不信派”的杰作。文章发表后，立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曾参加三自会的也退了出来。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作最后一次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并分送《我们是为了信仰》的小册子，当夜被捕。9月14日晚，广州大马站基督会堂遭查封。林献羔、王国显、张耀 生等被冠以“王明道分子”而被捕。
1956年9月底，王明道在签署了悔改书《我的检讨》之后出狱。获释后的王明道陷入矛盾混乱状态，自觉背离了主的教导，不能再讲道。
1956年，倪柝声被控诉，4月被判刑15年。
1957年春，第一次台湾北部大专学生联合布道会在国际学舍举行，为期一周，各校的师生踊跃参与，座无虚席。会后，各校的团契活动正式开始﹕台大有了查经小组，师大有了晨祷会，政大、工专、家专、医专等也有了定期的聚会。“校园团契”应运而生，并有了第一位全职同工。校园团契是本色化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团契，不接受任何国外团体的经济援助，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为了使大专的福音工作更有基础，校园团契也把工作面扩展到中学生身上。
1957年10月，《使者》杂志在北美创刊。50年代初，由于美国放宽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的限制，华人留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其中不少是基督徒。北美各校园中的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使散居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学生能彼此联络、分享心得，也为了向华人留学生传福音的需要，《使者》杂志诞生了。《使者》的撰稿人大多是华人留学生或专业人士，它是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园地。
1958年4月，王明道和夫人刘景文再度入狱。此次是因他们夫妇主动到公安局，指出悔改书并不代表他的信仰立场。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被判刑18年。5月，一度获释的林献羔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年受王明道施洗，1946年在北京开设“福音堂”的袁相忱，也在同一时期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基督教的复兴。从普通信徒中产生了一批非职业的游走传道人，在乡村四处传扬神的福音。城市教会信徒压力也相对减轻。
1961年，台湾的校园团？一步发展，各处的英文查经班改为基督徒团契，联合的团契分为各校团契。校园团契把重点放在小组查经上，始终坚持不懈，用归纳法查经，找原则，许多人因此信主，信徒更因此得造就。一位国际学生团契的同工对校园团契留下这样的临别感言﹕“我求神让台湾的基督徒学生能渐渐将强烈的、以圣经为中心的布道精神和现代知识化为一体，不要让我们从避免用头脑敬拜的错误，进入完全藐视头脑的错误中，更不要让我们把在教会所领受的，和教室里所学的，整个分开”。
1961年，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底特律市成立。中信是一个不分宗派的华人信心差会，目的是联合北美教会的力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华人。其刊物《中信》月刊、《传》和《挑战者》（英文）起到了文字差传的作用。1979年，中信差派第一对宣教士到中美洲巴拿马华人中工作，同时开始了暑期福音队（短宣）活动。90年代，中美洲及东南亚各国已有中信宣教士的足迹。中信对中国大陆有每周九次的福音及造就性的广播。
1963年，大陆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开始进行“宗教大辩论”。辩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宗教的定义、宗教自由的范围、宗教政策的执行等。辩论双方分别代表宗教政策上的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牙含章力主宗教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一段时日，便会自行消亡，因此无需采取激进手段促其消亡；激进派的游让、刘俊望力主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而要进行斗争，促其消亡。辩论持续到1965年。
1964年，在15年默默播种之后，远东广播公司收到第一封大陆听众来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每月能收到6…8封大陆听众来信。
1965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在日渐繁荣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因物质上的满足而安于宴乐与现状 ，忽视了心灵上的需要，不仅吸收信徒困难，连原本为信徒的，也有冷淡退后的。台湾教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经过15年的发展，教会事工已由开荒转入牧养，而教牧人员牧养经验的缺乏造成教会发展的停顿；二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乡村教会的信徒移往城市，但与城市教会不能很快产生认同感，造成一定程度的流失。这一现象在70年代末才有改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基督教也在被打倒之列。十年动乱，整个中华民 族都处在苦难之中；信徒们为了主的缘故，更多了一层试炼。8月24日，红卫兵冲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