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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建设农村，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服务。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规，对我们来说也更易理解的目标。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就会扼杀革命。因此，毛一直坚持中间偏左，并向那些掌握新闻媒介的激进分子提供攻击政府要员邓小平的机会。
当时，邓小平虽然被另一位代总理排挤掉，可还保留着在党内的基本地位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攻击邓小平的标语和报刊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看到，1976年，美国和中国都处在危机四伏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们先进行了30 次总统初选，而后两个政党相继开会，最后是全国大选。中国与我们不同，由于毛泽东是革命之父，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更严重。周恩来先于毛逝世，无疑削弱了毛的势力。如果周恩来仍是国务院总理，尼克松会被再次（水门事件以后）邀请访问北京吗？尼克松的第二次访华，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尼克松创建的）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同时也暗示他的继承者在履行1972年2 月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美国义务时表现迟缓。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宽恕了这位因违反宪法而被迫辞职的丢人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为，毛主席对这些原则问题表现得特别迟钝。简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国对人权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一个不肖子，但毛择东似乎很少注意人权及法律程序。也许他曾极力为他以“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基础而发出的邀请开脱，但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变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来掌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就会采取另外的方针，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们的研究领域，对他们似乎可以理解、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坚决反对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一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由少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中国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保护着艺术和商业，而且在靠农民养活的同时统治着当地和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192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述农民问题的异端报告，这实际上是革命的先导。从这时开始，攻击中国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ro年间，“解放”使农民获得自由，他们有了学文化和技术的愿望。延安初步培养出一批新的党的干部，他们发动群众投入到生产、战争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后，大型的民众组织和全国性运动又造就了官僚和学者，并逐步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毛泽东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流毒仍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的“文革”中，曾设法铲除这种特权。“五七干校”显示出中国的独特，它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从图书馆馆员到政府工作人员等所有城市白领工人，在“五七干校”里像农民一样干着农活。从此，“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了特殊的含义，“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特权。
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毛作为一位圣人和导师，采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把人民大众引人政治生活，使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像本世纪初梁启超那样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敏感却又经常反叛的农民自治。孙中山把教育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则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后来倡导的平均主义的秩序仍然由一些党内精英管理。来中国的旅游者都对中国强烈的等级观念感到惊异。现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仍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也为党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口号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感震惊。
总之，毛为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由人民来领导，民主参政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毛是个伟大的鼓动者，他向人民宣传农民权利、妇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学技术、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传也是有代价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须削平山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性格，就必须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识、压制个性。知识分子渴求书本，同时又惧怕教条主义的组织者。高等教育终止了5年，代之以技术培训。中国有些人争辩说，就是尖端技术需要时也可以进口，认为“纯科学”是没用的，他们只看重“实用”。很奇怪，这一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导道德品质（红）而反对物质技术（专）的人，让人想起19 世纪的儒家官员。在儒教帝国中，文人低毁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掌权。那些用孔教教义打扮自己的狂热的保守派耽误了一代人向中国现代化迈进。我并不是说毛与19 世纪的那些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肆意攻击对方，历来是中国人也是毛的习惯。在政治局内部矛盾冲突的背后，还有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东西。
北京的路线斗争反映出北京的历史，同时也产生出两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即把毛反对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特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重视、培养必需的现代科技管理专家。“红与专”、政治道德标准与技术生产能力仍将是一对矛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旁观者只能透过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地感觉到。问题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员会像座城堡，一切行动不为人知；外国记者被当成间谍，他们为弄懂中国政策，被迫像中国人一样学习晦涩的词句和间接的厉史引喻。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也许，还需很长时问。1860年，英法的枪炮使西方外交宫能长驻北京，此后17年，中国的外交官才被派驻欧洲各国首都。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去评价中国，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不是一般人物。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人发动的伟大革命中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反对这场革命。我们根本没必要与中国人在朝鲜开仗；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并准备开赴鸭绿江、征服北朝鲜之前，周恩来就警告我们，中国不会坐视紧邻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友好邻邦被公开的敌人占领。在朝鲜，我们造成中国伤亡100 万人。这之后，我们又对北越狂轰滥炸，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这是对所有中国飞行员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这一切，最后，他邀请我们战败的领导人访问北京，因为这时与苏联相比，我们对中国的威胁变小了。显然，他还会就国家大事与这个洋鬼子饮茶座谈。
在周恩来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帮助下，毛领导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现在这一时期已告结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能对中国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吗？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以往一样仍孜孜埋头于国内事务，我们只有突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自己努力了解中国。毛、周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如果我们既要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又要保证台湾的稳定与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关系，那就必须学习毛、周的深谋远虑、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错失了良机。1949年以前，我们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