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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重视。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没有预谋致死被指控为杀人时，会受到另一种处罚。而在中国古代却远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帮助犯人减轻罪责。举个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从船上丢下一只坛子，砸中一个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为能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美国商人把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法律，他很快就被绞死了。这一事例导致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得到充分阐述。从这以后直到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一直是各种条约的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是紧密相连的。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两个主要特点，即美国想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未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为便于我们应对正迅速到来的、充满未知数的美中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这种印象当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创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将其所见所闻转述给他们的听众而形成的。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印象至多不过像一只万花筒，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而且变幻无常。人们常根据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积累、编织中国形象。在这纷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国人似乎都能得出一个为人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少是在那些有头脑的市民中。把这些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到18 世纪90年代，英国、荷兰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馆，这时，弱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尽管中国为1773年成立的波士顿茶会提供了茶叶：杰西斯显示了早期传教士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他写的题为《有益而有趣的书信》的报道广为流传。杰西斯用孔教经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的词句描绘了中国。为杰西斯提供情况的中国人满脑子充塞着这些美好的词句，他们都是由传统的科举体制的思想工厂中造就出来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他在你有错误想法时责罚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乐，生活水准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想用杰西斯对中国理想的报道来说明，没有天启教① 的教训，你依然可以相当文明。当然，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实的。
① 被认为系直接由上帝启示于人类的宗教——译注
19 世纪初，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接触更为直接，从这时起，西方人的幻想开始破灭。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沟里，而中国则有收集、输送粪便做肥料的习惯；但当自来水及洗手间在欧洲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因与中国贸易而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近代的产物，仅就中国至今仍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18 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与中国接触后感到失望。当时，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宝库》；二是在书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国在进人现代社会之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督教典型的扩张模式：“我们有之，他们缺之，我们把他们所缺乏的给予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效仿我们，就会追求我们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设法使中国人不光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接受我们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显然，我们虽有了进步，但仍未摆脱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包含的对中国的态度。简言之，在美国人看来，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历史有极大的继承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国论著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荣耀与现代衰落的对比非常强烈，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巩固了我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没有让我们介入他们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历史的记录使我们感到，我们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策略是与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
19 世纪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在另一本广为流传的名为《中国人的特点》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说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师在山东农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试图自下而上使中国基督教化，他还仔细观察了中国农村的习俗。《中国人的特点》是作者于19 世纪80年代写的一组论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写。此书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列举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差异，成为以后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史密斯着重论述了“贫困”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差异。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 世纪初。这时，对中华帝国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西方人通过一系列战争，使其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到20 世纪，保障这些特权的法律如迷宫般错综复杂。H·B·莫斯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他重新阐述了这些特权的由来。莫斯作为中国政府的海关专员，在中国工作了33年，对中国官员的生活有广泛的了解。他概述了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的经过，为不平等条约（止于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已确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以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为例，这一事件造成了19 世纪最为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