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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扮演着两个典型的历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的独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当时毛还是一所小学的尖子生。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无疑，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君主政治和科举制度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政治传统。科举最早出现于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权还早200年。再提早ll00年，中国已发明了官僚政治，那时，中国就着手创立中央集权统治极为复杂的政府机构。这一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2O 世纪，甚至仍控制着当今的中国政治。
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想抛开历史，使一切从头开始。但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历史感，毛语录中充满了历史的引喻。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假设新的革命理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而人类行为中有一半或2 / 3 （或90 ％ ？ ）的行为是不自觉形成的，那么，这些行为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呢？毛对旧思想和旧习俗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
以执政期的长短为例，在1607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有两个皇帝各自统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从1861 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权也达4O 多年。此后是毛泽东，他与慈禧太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对立，只是在执政时间之长这一点上一致。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从1932年入主白宫一直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毛泽东从1935年——有人说是从1927年起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
毛比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测，甚至在销声匿迹几个月之后，又闪电般地出现。中国政治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吗？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两度罢免第二号人物（1967年，是刘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换大臣一样，并把曾被撤职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官复原职，同时，自己总是稳坐头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处在一个占人口不足5 ％的由官员、上层学者和地主商人组成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上。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上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几百年前紫禁城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处在同一个中轴线上。站在这里攻击中国陈腐的过去，最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认为，作为19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显露的许多品质都是由中国传统精神和习惯做法而来的。我们不必从未做大量报道的毛对母亲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与父亲的对立中，寻求他行为的秘密。实际上，在他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之后，就被深埋在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支配了。
中国的皇帝是高于一切的天子，他只遵从先祖、政体和孔教的遗训，不易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选任官员的最后决定者；选拔时，他必须权衡能力和忠诚，或根据手下官员的表现决定其命运。他的行为代表着王朝的利益，不受规则约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变幻无常，高深莫测，冷酷无情，官员们莫名其妙地被免职（有时反因为干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显位，就越祸福难测，也许今天还在行使权力，明天就铐镣加身，发配充军。这种帝王宠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员们尽职尽力的一种手段。
例如，管理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 世纪初发明了一种绝密的“御览”情报系统。全国的官员向皇帝递交的奏折，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写在折子上的批语，也只交给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机构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员中安插了许多情报人员。
周恩来是个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来，他始终忠于毛，无私地忠于职守，管理灵活、务实，具有一种感染、影响中国人民大众和外国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备周公那种才智的人（大约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个小皇帝治理国家），才能毫无争议地稳坐新中国总理宝座达1 / 4 世纪之久。周恩来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号人物，并能自始至终地调和矛盾，达到妥协，脚踏实地，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当然，做到这些的关键是他从不冒犯最高权威，并能把他从偏激中拯救过来。当毛的运动把政府机构搞得支离破碎时，他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周成为反对激进派的温和派领袖，这说明周也无法阻止毛领导机构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实权，两人组成了联合阵线。这段历史表明，周对毛、周联合阵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位领导人都是致力于摧毁旧秩序、创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这并不能使他们从中国旧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整个中国革命都是在与传统做斗争，但当革命者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又都以传统来反击对方。这种历史的延续不摒弃近期的新发明，例如，现在认为，人能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完善，并信奉行为主义的浅显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传统似乎并没有支配现在——对美国人来说，这很难理解。正如句子结构比内容相对稳定一样，尽管观念、政策被彻底颠倒了，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将得以延续。例如，孔教和谐的理想被毛从西方引进的斗争观念所取代，但这两种思想都成为官方的正统理论，是庞大的中国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在研究近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时，我们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其革命中看到一种共有的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工业化或更广泛地讲在运用科技解决现代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稳步发展；另一方面，革命热情在不断高涨。人们把斗争看成一场反对邪恶的旧秩序的道德运动，新闻界喜欢将温和派称为“实用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些人似乎比“激进分子”及其抽象的理论术语更易于接受。总之，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发展技术的人，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主义者对自由联合企业的憎恶。邓小平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那些激进分子则运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语言，只关心夺权，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我们有把丹麦王子置于革命的《哈姆雷特》之外的危险，因为中国进行的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革命，其社会目标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研究中国革命，必先回顾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儿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宫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而其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5 ％或10 ％。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中国的统治阶级谱写了中国的历史，因此，只能透过中国统治阶级考察中国历史。所以，史料中很难见到有关中国庞大农业人口的记载，尽管他们辛勤耕耘，忍饥挨饿或揭竿而起，但他们总是受一小部分脑力劳动者的控制和引导。
到了20 世纪，旧的统治阶级已逐渐瓦解，因此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消除达官贵人的特权，把文化知识、能动性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传播给普通百姓。从广义上看，这确实是一场民主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行这场革命的过程中，新生的公民还是产生了传统的，要求提高地位、享受更多特权和跻身上流社会的欲望。事实上，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渗人到大众的头脑中，跻身上流社会在人们心目中仍是奋斗目标。因此，今天的人很容易被地位和特权诱惑。毛在革命中所要消除的东西，在那些领导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身上似乎又重现了。这也说明为什么毛认为必须发动一系列的革命，来消除传统的弊端。我们非常同情这位老人，他在6O 年代发现在新的官僚机构中又出现了特权。我们也很欣赏他的政治手腕：发动那些十几岁的红卫兵，出奇不意地攻击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