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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是直接税，因此，它引起的敌视比间接税大得多，因为后者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明
显或那么尽人皆知的。苏联政府为了向农民征收足以支持国民收入的40—50％的税收遇
到了强烈的反抗，苏联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加强防务及作其他开支用。因此，
只要一有可能，土地税就让位于进出口税。
因此，我们要考虑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均衡还是不均
衡，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部门资本化的程度。在人口过
多的国家，租金高昂，也许高达占农业产出的40—50％，因此，收入分配往往比发达的
工业国更不均衡。在资本化部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往往比工业国高，实际上，在某些
情况下，比如在中非的铜矿中，利润可能占纯产出的一半以上。因此，无法对欠发达国
家经济的情况作出一般的概括；在一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均衡，而在另一些
国家，比如加纳或尼日利亚，就比美国均衡得多。
在收入表上，税收应达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如何，
但是有一部分也取决于税收对积极性和储蓄的影响如何。后者在欠发达国家内比在发达
国家内更重要。在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这也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形
成了某种发展势头，即使积极性和储蓄减少一些，这种势头也会继续下去。在欠发达国
家中，征税最容易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不涉及到积极性和储蓄，二
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地主几乎在各个地方（但不是每个地方）现在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
地位。农民的税收负担总是很重的，但是在一些农民最近取得了选举权的国家（如印度），
他们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他们免除了一定程度的高额税，这使政府感到很尴尬。在大多数
欠发达国家，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征税也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新的民族主义政
府中拥有政权，部分原因是为扩大这个阶级需要予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之一是
使社会上半熟练、熟练和专业人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对这几类人征收高额税，可
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利润也属于困难之列。从政治上说，对利润征税很容易，特别是如
果资本属于外国人的话，但是对利润征税可能损害积极性和储蓄。储蓄这一点倒不是很
重要的，因为明智的政府可以用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在企业精神还欠缺的国
家，积极性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些急于鼓励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朝相反的方向行
动：它们对创建新工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富人怎么办是个严重问题，因为这些政府得到的支持主
要来自穷人，但它们同时急于推进发展。不进行耕种的地主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
用钱使他们让出产权，然后像在日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带着钱不交税时，就可变为
资本家，提供亟须的企业精神（第五章第二节（二））。即使没收他们的财产，对经济
发展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除非他们自己在大庄园上用现代方法耕种土地。工商
业资本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储蓄和企业的主要源泉。在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使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第五章第二节（二）），在过去，这意味着大量私人财
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民主政府非常怀疑这一进程，很不愿意让
资本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压低利润或高额征税，私人储蓄就
会很少，私人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开明办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
时候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在他们死去以后再课以重税。如果无情地这样去做（迄今还没
有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开始时的机会多少是均等的；
发财的积极性会减少一些，但是机会的增加可能会绰绰有余地抵销这一点（第三章
第三节（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不要私人资本家，由国家创办企业、赚取利润
和进行储蓄。
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如何及它从事生产性投资的愿望如何。这种
解决办法无疑能起作用，特别是那些只需仿效、不需开拓的国家能使欺骗作用（第三章
第三节（一））。在下列情况下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征税达到使积极
性和私人储蓄都不足的程度，而国家又不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储蓄来加以补充。
这种分析也使人认识到在税收工作中进行政治考虑的重要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
为，向反对它们的人征税和对它们所依靠的人免税最容易，这一事实在决定分配税收负
担时所起的作用与对平等、刺激或储蓄的考虑一样大。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
样的国家中，除非政府对所有阶级征的税都比现在多，否则它在经济发展中就不可能发
挥它想发挥的作用。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主要政治问题是使人民相信情况确是如此，
并得到他们对必要的措施的赞同。在这方面，与民主政府相比，极权主义政府所处的地
位比较有利。
它们可以使国民收入的20％或30％归政府所有，把一半的收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
用担心在选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进行选举的话。民主政府就比较困难。各地都会
出现某个伟大的民主领袖，他能带领人民为了建设国家而度过比较艰苦的阶段，同时又
能使他们保持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领袖非常少。在其他许多国家内，民主成了加
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障碍。也许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谈经济增长的可
取性或其他事情（见附录）。
虽然增加政府在某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困难的，但是，保证增加的国民收入
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困难。这是增加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主要
希望。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应当始终使边际税率大大高于平均税率。实际上，比较发
达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这是它们用以同国民收入的波动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
因为它的影响是，在衰退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政府收入急剧上升。这也
是它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方法；例如，这是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价上涨
率低于50％的原因之一，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战争负担小得多，但物价上涨率达到200％
或300％以上；这也是英国的物价自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上涨得更快的原因，尽管货币需求
对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约40—50％的边际收入变成了税收。如果这
样做的结果造成岁入增加太快，那么在不降低边际税率的情况下，减轻平均税收负担是
可能的。
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边际税率常常低于平均税率——政府收入增加得比国民
收入慢。这是由于在价格上涨时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价格的缘故。铁路运费、邮资、
电话费及其他政府价格上涨缓慢：土地税如以货币来确定则落在形势后面；进出口税固
定在从量而不是从价的基础上等等。通货膨胀由于在收入中所占的边际额很高，应能使
一个政府富起来；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价格的上涨造成了预算赤字。目前，
当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时，税收始终应以从价而不是以从量为基础，为改变公用
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价格作出的安排应允许随着费用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整。
保证边际税率高的方法是征收高边际率所得税、对需求量增加得非常快的消费品征
重税和征收高边际率出口税。
关于所得税，没有多少可说的。税收的平均负担取决于在实行边际税率时的减免和
折扣。因此，边际税率可为40％以上，而平均税率仅为5％或更低。边际税率高造成的问
题是它对积极性的影响。这一点虽然常被夸大，但确实是个问题。
间接税对积极性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没有多大感觉。因此，舆论正转
向采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人认为，间接税必然不如直接税进步，这是错误的。
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消费不同的产品。只要人们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
对穷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低，对富人的消费品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