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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国民党到了台湾没有了，变成上班式的国民党。早上八点钟上班，下午五点钟下班，下班从中央党部走出来以后，他什么都不是，跟一般人一样；第二天他上班再做国民党。国民党变成上下班的。大家想想，现在还有没有思想单纯的、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了一个别人的理想？
请大家看这个人，丁文江，他是中国有名的地质学家，做过当年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 丁文江 》 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是人类与共同动物所有的，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全体这是对的。 他举个例子，蚂蚁就这样子，蚂蚁有问题、有困难、有危险，大家勇敢的赴难，牺牲掉为了保护它的蚁窝，为了保护它的蚁王。
他有这个观念，我们从现代的人权观念来看有一点点怀疑。我也是一个人，我也要活一次，为什么要牺牲我完全为了别人？你叫我努力，叫我该做的事情，我愿意，可是你叫我牺牲我自己去为了别人，未免代价太大了吧？如果你有这种觉悟，我觉得是一种进步，虽然一点都没有趣味了，因为一点都没有英雄气概。但是，你不要叫我去呀！
我李敖一辈子是反骨，一辈子被有人确定为捣乱鬼，是个叛乱型的人物。我从来不鼓励别人造反，从来不鼓励别人叛乱。因为当你被关起来的时候，你才知道空间多么小，时间多么长。 你一个人坐在牢里面的时候，四面都是白墙，高高的白墙，上面有个灯你碰不到它，黯淡的灯，你坐在地板上，你就睡在那地板上面，蟑螂、蚂蚁、白蚁、老鼠、蜈蚣都往你身上爬……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空间多么小，时间多么长……我李敖可以熬过来，可是我不能说别人都能熬过来，或者别人都应该熬过来。尤其我看到女孩子，年轻的、漂亮的，年纪轻轻的做政治犯坐牢，我觉得心痛，女孩子不要搞了。
大家看胡适对丁文江的批评，胡适说，丁文江的宗教心特别丰富，他相信为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不能够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人，百千万生灵 》 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我羡慕做那种老实的共产党，因为可以满足我自己的这种宗教情怀。我在台湾被说成是共产党的间谍。我在台湾受苦受难，我跟大家讲过，你没有睡过那种觉，夜里蜈蚣爬到你身上，老鼠跳过你的腿的这种觉，你没有睡过，可是我睡过。可是我从来不鼓励别人。当我发现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觉得要用自己的生命追求这个前途，只要不太自私，只要不太过火，我觉得是可以认同，是可以谅解的。
我从不鼓励别人如我所说的抛头颅、洒热血、坐穿牢底、横尸法场。我认为在现代的人权观点里，这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不需要那么多烈士，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革命。当然，不需要那么多的烈士和革命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了。这就是我通情达理的觉悟。
第四十四章 少说一句话，你不会死
过去在台湾有一个重要的杂志叫《自由中国》，主持人叫做雷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胡适。雷震后来被蒋介石抓起来判了十年。《自由中国》办的过程跟这个真的不自由的中国、就是台湾蒋介石的伪政权不断的发生冲突。可是蒋介石为了维护言论自由假象，也因为是胡适给这个杂志撑腰，一直容忍的这个杂志。可是后来终于翻了脸。
在翻脸以前，胡适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容忍与自由》。文章说，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也要容忍别人。当时《自由中国》真正写作的总校头殷海光，他在胡适发表了《容忍与自由》劝告大家容忍的时候，殷海光跟胡适有一点点翻脸，他说，胡先生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劝我们拿笔杆子的人容忍呢？你要劝那些有钱的有刀的有枪的啊，你要劝他们容忍，怎么来劝我们容忍呢？
胡适讲了一句话，讲的很有趣，他说不要忘记啊，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只是我们没有用钱的方法，没有用刀枪的方法来建构我们的权势，我们是用笔杆的方法，是用演说的方法，做节目的方法，来传达我们的思想，我们不是弱者是强者，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
《自由中国》杂志被封了以后，下面一个杂志接班的就是我办的《文星》杂志。我发现我从来不自卑，我觉得我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会写文章，我会讲话，我会鼓动风潮，造成实事。
这话反过来了又是老问题：如果你李敖在大陆的话，那是什么结果啊？大陆过去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多少个知识分子站出来把胡适批评的狗血喷头啊！我今天想的就是，当时你们也许真的愿意批胡适，也许是被迫的。在被迫的状态里，你能不能少说一句嘛，能不能在下笔写文章的时候稍微客气一点嘛。
当时胡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讲过像巴金这些人不也参加过吗？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资料，文革事件过去以后真正的自我检讨彻底的，有忏悔的是巴金哪。他说他对当年写文章批斗胡风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看。为什么呢？你可以不说那些话嘛，你可以少说几句嘛。
美国的媒体有一位先生叫汤本，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李敖不到台湾是什么结果，如果在大陆是什么结果。 最后我答复他，》 我说这是假设性的题目，汤本断言我留在大陆一定惨遭迫害，可能被判死刑等等。
其实一个人爱国的方式因环境有异而方式不同。我留在大陆爱国方法并不一定和在台湾一样。 我也没有张志新那样执迷，也并非人人都是死劫，还是有挥洒的空间，要看你有没有本领。第二点，汤本说，正因为台湾历史的成长，国民党的宪政的政治成就，才有了台湾的今天，开放、民主的台湾，有了李敖的成长。这话汤本弄错了，倒果为因，因为是李敖打拼，才有了国民党败绩。汤本说是国民党政治成就云云，好像是国民党主动从良的，未免太厚爱国民党了。
第三，汤本说假如李敖不到台湾，他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郭沫若。这话可无心做了错误的类比。郭沫若当年写的歌颂斯大林一首诗，第一句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伟大的斯大林。据说，郭沫若曾被民间评价为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请问为什么要写这么肉麻的诗歌颂苏联的统治者？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样比喻我是错的，我不会这样肉麻。
这也就是我对文革中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个总评价：我觉得也许你们不得不说话，但是，不能少说一句吗？不能少说一句肉麻的话吗？当你诬蔑别人的时候，能够少说一句不更好吗？你有这个斟酌权力，你有这个选择的机会，可是因为你当时昧下良心来，或者颠倒是非来说得太重了。所以，今天巴金这样方式的反省，这样的反悔，这样子自己都觉得无法给自己辩护，不是吗？
所以，我认为重要的，在文革期间，你可以少说一句昧良心的话，少说一句颠倒是非的话，你不会死，少说一句你不会死。可是当大家众口一声来打击胡风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共犯。不是吗？当人山人海斗争彭德怀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共犯，当你表现的太积极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有他反省的余地，不要说我们无所作为。
所以，李敖在台湾，所谓从转向民主你才有机会。正好相反，是我李敖的努力，打他们抬不起头来，你查禁了我九十六本书，我还继续写下去，把你政府颠覆为止，是我的胜利而不是他的宽大。一个人的鞋踩在你的脚上面多少年，你逼他拿开的时候，你难道赞美他很宽大，他的脚拿开了，鞋拿开了？这不是他的功，是我们的反抗，我们的努力，使他没有能力今天再踩我们的脚。
在美国的汤本他们不了解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才争取到这些自由。如果我李敖在大陆，我为什么是郭沫若？我为什么不是马寅初？
所以，我认为大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都把责任丢了。文革时候带给我们的不自由延续到今天。 我认为大家有努力的余地。如果这个余地你没有尽力，空口抱怨是没有意思的。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的看法。我讲过我经历过恐怖的监狱，比你们在大陆住的牛棚惨的多，因为我连阳光都见不到。阳光从窗上的小洞进来一点，就跟豆腐干一样。我要晒一点太阳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