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骸凹热蝗毡静畈欢嗝扛鲈露荚谒涤惺栈瘢敲矗裁戳侥臧胍岳此亲芄仓煌平嘶共坏蕉傥迨⒗铮俊薄�
日本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太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它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五百个师，总人数超过三百万（与德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共产党军队目前没有与政府军队并肩作战，而是在日本战线的后方建立游击区。共产党拥有三个超级师，每个师人数达四万人，另有二十五万非正规军。）
中国不为人知的军队的兵力充足、有能力、士气高涨，可以弥补军备物资的缺乏。中国军队士气之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坚强决心，在1941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可以相媲美。假如有机会向中国士兵提供军备，他们能保证履行使命。（《时代》，1941年6月16日）
这期《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应该也由白修德主笔。仍是他的一贯风格，如同在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从一包大米在重庆码头装上船运往宜昌前线开始写起。在叙述这一运输过程中，中国军队——主要是宜昌前线保卫三峡的第六战区的部队——的方方面面被文学化地描述出来。
一包大米历经艰辛被苦力送到了前沿阵地：
在最后一座山顶，苦力可以纵览宜昌前线全景。他的四周是中国有战斗力的部队：机关枪阵地由步枪群队掩护。往下，是一条条战壕，巧妙地用绿树枝、土堆、移来的麦子做掩护，地下掩体里弥漫着臭味，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挤满着浑身气味的士兵；再往下，是竹篱笆、木栅栏和地雷阵，最后二百码是无人区。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铁丝网、坚固的掩体、混凝土碉堡。整个场景相当安静——其他时间安静得苦力能听到田野里的蜂鸣，除了每隔几分钟从日军阵地后方传来一声轰隆，那是日本的大炮在发射。
到7月7日，这场战争在中国已经激烈进行了四年了。为期四年的战争，带给中国许多痛苦，但也使中国学到了很多。对于一个其军队的军官素来以善于敛财和尔虞我诈而非掌握军事技能著称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具有才干的、一流的军事指挥官。
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的军官，比蒋委员长损失惨重的部队的军官还要年轻。蒋委员长五十三岁，陈诚四十一岁，陈的前线指挥官三十四岁。在这些师里，很难有年过四十的军官，甚至校官通常只有二十几岁。
这些娃娃军官是坚强的娃娃。他们整洁如保养良好的枪支。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们身材魁梧，休息时情绪放松而快乐，作战时则勇猛无比。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攀越山峰，与他们相比，大多数体胖臃肿的美国校官们简直毫无战斗力。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六十五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时代》，1941年6月16日）
显然，卢斯希望用他的刊物，使美国民众真正认识四年来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作战的中国军队，要他们从这支被讥讽为“农民军队”的身上，看到一个民族不可能被征服的精神。因此，由白修德主笔的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都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
《不为人知的军队》——《时代》1941年用的是这样一个标题，而今天，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标题：《不应被忘记的士兵》。
三 “这是一个美妙时刻”
在卢斯结束重庆之行两个星期后，1941年7月19日，另一位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美国人乘坐飞机来到了重庆，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他随身带来了一封罗斯福总统写给蒋介石的正式信函：“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欧文·拉铁摩尔先生。他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我和他一样十分清楚，作为您的政治顾问，他将只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
拉铁摩尔和中国的关系，与卢斯有相似之处。他虽非在中国出生，但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他们是在上海、保定等地中国学校里讲授英语的教师。拉铁摩尔在中国长至十二岁，然后去欧洲读书，十九岁时又返回中国。他精通汉语、俄语、蒙古语，是有名的中国通和远东研究专家。在世界局势日趋复杂之时挑选他来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可见一直奉行中立政策的罗斯福，已经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他开始意识到加强美、中军事沟通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改变姗姗来迟，也远非卢斯乃至蒋介石所期待的力度。
不过，变化毕竟来了。
如卢斯一样，拉铁摩尔从香港前来重庆，乘坐的飞机也降落在珊瑚坝机场。时至七月珊瑚坝机场仍在启用，可见这一年长江上游的洪水来得颇晚。拉铁摩尔的回忆，为战时重庆的航空状况提供了佐证：
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从香港动身，飞往重庆。当我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天气看起来肯定是不适合飞行的。
……在一段钻云穿雨却无惊无险的飞行后，我们在重庆江心一个平坦的布满砾石的小岛上降落。走下飞机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然后乘轿子沿着一段崎岖陡峭的小道登上重庆江堤的坝顶。（《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7…98页）
走进重庆的第二天，拉铁摩尔被接至蒋介石的官邸，进行首次会晤。蒋准备好了翻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战前新闻界著名人士董显光，但拉铁摩尔精通汉语，蒋的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官话也无障碍，他们便直接用汉语谈话。以往蒋介石与欧美人士见面时，大多情况下宋美龄均会在场并负责翻译。现在拉铁摩尔成了一个例外。
有意思的是，两人初次见面，谈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当时正值1941年7月初德国人的闪电战仍势不可挡地向莫斯科滚滚推进，蒋介石跟我谈的第一件事是：“罗斯福总统对德国入侵苏联有何高见？”我答道：“总统认为德国人将向纵深推进，但苏联将重整旗鼓，最终战败的是德国人，苏联人将赢得胜利。”蒋以与罗斯福完全相同的措辞说：“不错！我同意总统的观点。我所有的将军都告诉我德国人将获胜，但我认为苏联人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9页）
十天之后，7月31日下午，他们终于就中国问题有了一次正式交谈。这次交谈，由拉铁摩尔负责整理一份谈话记录发送给罗斯福。好在拉铁摩尔保留了记录的副本，使我们有可能了解此时蒋介石的苦恼、困惑与思路。他对拉铁摩尔说：
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觉自己依旧处境孤立。尽管美国一直慷慨地向中国表示同情和友谊，并且像英、苏两国一样向我们提供物资援助，但是中国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战争结束时，能否保证其他民主国家不会疏远中国，并平等地对待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
建议之一是，总统建议大不列颠和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建议之二是，中国参加美、英、澳和荷属东印度召开的太平洋联防会议，这个会议已进行了一些时候。迄今为止，尽管中国一直在抗击日本侵略——这一侵略也威胁着这四个太平洋国家的安全——她在这个会议中却没有一席之地，而召开这个会议是预料到日本将会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中国对这个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和作出的决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