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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雷老昆已年过花甲。由于属“地富反坏右”之列，仍要下大田干活，接受改造。每逢开会，还要拉到台上亮相。有一回，造反派斗争一个地主婆，让其他坏分子陪斗。他看到“革命群众”先让那地主婆“坐飞机”，然后揪她的头发。头发带着血丝，一缕缕地被揪下来，“寒”得雷老昆又尿了裤子。散会后回到家中，眼睛里还满是恐惧，脑袋里全是那地主婆带血丝的头发。他偷偷试着揪自己一缕儿，学着造反派的狠劲儿，猛地往下一拽，直疼得钻心，头发也没拽下。雷老昆捂着头皮揉了揉，禁不住更加害怕。他甩起大步跑到理发店，说要剃光头。理发员瞥他一眼，问：“你不是北街的雷老昆吗？”雷老昆点头又哈腰，说：“是是是。”理发员说：“上头有指示，五类分子一律不准剃光头！”雷老昆一听这话，面色顿时苍白如纸，惊恐地望了那理发员一眼，急忙跑回家，对大儿子说：“快，快！快给我剃光头！”儿子不解地问：“你剃光头干什么？”雷老昆说：“你没看今儿斗那地主婆，头发全被揪光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了我们，咱要有个防备。不但我剃，咱全家都要剃！”大儿子说：“没剃头刀子怎么办？”雷老昆想了想说：“镰刀，用镰刀！”父子俩翻腾半天才寻出一柄锈迹斑斑的镰刀。儿子迟疑了片刻，退去镰柄，在石头上“噌噌噌”磨了两个时辰，才将生锈的镰刀磨得飞快。
雷老昆摸摸光头，放心了不少，心想就是轮到自己挨斗，别人也休想揪他的头发。接着，他命令老伴与儿子们都剃光头。老伴儿见他头上像刚褪去毛的猪皮，一片惨白，白了他一眼说：“你们男的剃光头好说，我一个女人家剃了光头咋出门？”雷老昆厉声说：“你知道个啥？西街那地主婆今儿个满头头发被揪了个精光，一缕儿一缕儿的都带着血丝儿！我离她最近，看得最清，满头都是血珠子！你若不怕你就别剃！”老伴儿听得脸色煞白，连说我剃我剃！雷老昆又说：“另外，他们还让那地主婆坐飞机——坐飞机你们知道不？就是这个样儿——”说着他就开始表演“坐飞机”：将双手平伸，使劲儿朝后翘，头颅朝前，像个欲飞的大鸟。由于用劲过猛，差点儿摔倒。这时候，他才知道“坐飞机”也极残酷，应该先练一练，便对两个儿子说：“来，帮我练习坐飞机。”说着就伸出了两只胳膊，“要下恶劲儿朝后扳！”两个儿子不忍心，怏怏地不敢上前。他一看儿子踌躇，很是动怒，吼道：“你们下不去狠手是不是？可到了那时候，没人会可怜你！从今天开始，不但我练，全家人都要练！我告诉你们，没一身硬功夫，怕是都过不了这个坎儿！快过来！”两个儿子拗不过，只好走上前，同时架起了他的双臂，朝后掀，又用另一只手扳着他的头颅。看扎好了架式，雷老昆喝道：“对，就这样！使劲，使劲！”可是，儿子们仍是下不了狠手，为此他很泄气，大骂儿子不懂世道儿。最后他只得寻来一根木棍，架在自己肩上，将双臂缠在上边，昂起头——他顿觉五脏六腑全都挪了位，双目里金星乱冒，差点儿背过气去。
这一下，他方知道“坐飞机”比揪头发更残酷，心想若这一招儿练不好，到台上被人批斗一回，非完蛋不可！从此，他便天天练习这一招儿。
可令雷老昆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秘密被一个名叫二旦的人发现了。二旦姓胡，叫胡二旦，与雷家是隔墙邻居。这胡二旦是造反派里的小头目，他发现老地主天天练习挨斗又命全家人都剃了光头，很是可疑，便汇报给了更大的头头儿。大头头们一听，觉得这雷老昆心中肯定有鬼，要不，为何要时刻准备着挨斗？是不是家中的浮财在土改时没挖净？是不是与台湾有什么联系？如此一上纲上线，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下就亮了许多，当天就准备召开批斗大会，不但要将雷老昆揪上台，而且还要揪出他的全家，要他们交待出浮财和手枪，要他们交待出电台和密码，从中寻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不想事情不凑巧，恰在这时候上头来了紧急命令，说是从北京方向来了一群“5·16”分子，要全体造反派到公路上拦截。于是，斗争雷老昆的事儿就搁浅了。尽管如此，但还是有知情人将此消息偷偷告知了雷老昆，说是今晚的批斗会必开无疑，要他做好心理准备。雷老昆一听，顿时眼睛里放出光芒，用极有预见性的目光望了望老伴儿和两个儿子，骄傲地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说过，命全家人不准吃饭，要加紧练习“坐飞机”，并说：“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接着还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除去雷老昆；全家人早已陷入了恐怖之中。他们先用镰刀又将头刮了一遍，然后就到院里练习“坐飞机”。就这样一直练到半夜，仍不见有人来揪他们。大伙儿都有点儿坐不住，尤其是雷老昆，更显得迫不及待，仿佛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心中又紧张又激动，耐不住地在院里来回“走柳儿”。一会儿将大门拉开一道缝儿朝外窥视，一会儿又像狗一样将耳朵贴在地上听声音。
那时候已近午夜，老伴儿和两个儿子熬不住，都和衣而卧了。惟有雷老昆，毫无睡意，等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满脑子全是批斗会上的情景，想象着造反派们揪他头发揪不住的尴尬，让他坐飞机他胜似闲庭信步，把不住暗自得意。由于这种稳操胜券的心理作怪，他越发渴望那一刻早点到来，最后索性将大门洞开，将室内的灯点亮，一副迎接批斗的得意之色。只可惜，大门外一直很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也全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雷老昆急得头上冒火，在大门外转来又转去。就这样一直捱到东方发亮，他再也捺不住了，仰天大喊：“我早已准备好了，日你妈，你们为什么不来斗我呀——！”
不想憋在心中已久的话一经喊出，脑袋一下胀大，失去了控制；似长堤崩溃一般，一泻千里，好生痛快！，而且越喊越想喊，越喊越不能自已——他从东街喊到西街，又从西街喊到东街，声音越喊越凄厉，直喊得一镇恐怖。
王洪文
王洪文是个修鞋匠，和“四人帮”中的第三号人物重名重姓。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的那个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们镇上的王洪文仍在大街上掌鞋。王洪文的掌鞋摊子在十字街右侧的一个电线杆子下，赶巧电线杆子上有个广播喇叭，每逢中央开会或接见人，里面说到“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时，他老好在下边“有”一声。为此，还开过他的批判会，并命令他改名。王洪文说，广播匣子里的那个王洪文才三十几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要改他改！弄得造反派们哭笑不得，最后一想这种事儿也传不到北京去，只好由他去了。
我们镇上的王洪文比起中央的那个王洪文，可谓是形象丑陋型。他不但又小又瘦，而且走路还有些伸头，像鹭鸶一般。记得他的小名叫横，为什么起这个怪名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女人又高又胖，如果上秤称，能顶他两个重。打起架来，王洪文老占下风，往往被他那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拎着破鞋追得满街躲藏。生意人有意逗乐，皆不“窝藏”王洪文，而且还齐声喊叫：“打倒他！打倒他！”——可见镇人当时“反动”的程度了。
王洪文的老爹就是个掌鞋匠。掌鞋在江湖中称“掰臭”，意思就是天天掰臭鞋。王洪文的父亲叫王老三，很老实。一九五七年是大跃进的前夕，掌鞋的也要联营——一群掌鞋匠全集中在两间门面房里，腿上都搭着破帆布，排开坐了，有活干活，没活闲聊。王老三老实，没活就打盹，像是永也睡不够似的。有活时他就做得很认真。可能是上了年纪，他掌鞋时脑袋老是一摇一摇的，看着很让人引起怜悯心。
后来王老三在某一天突然离开了人世，又小又瘦的王洪文埋葬了父亲之后，就子承父业坐在了大街上。那时候，联营组已经散伙，随着“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开始单干。王洪文虽然又小又瘦，但人很精明，嘴巴也会讲，两个眼睛似鼠眼，看人晃来晃去的，给人某种不诚实感。他的中午饭多在大街上吃，送饭的是他的女儿，用的是黑陶罐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