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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技馆气象小组的辅导员，指导建立了108个气象小组，曾获得模范教师称号。很多年后，谭晓光步人气象科技领域，刘金桂老师还曾找到他——请她过去的学生今天的专家，来给她今天的学生讲述变化无常的气象中所蕴涵的种种奥秘。谭晓光欣然前往，他感觉给孩子们讲怎样看云，怎样看天，怎样识别刮风下雨，对于他来说，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谭晓光知道，一个人小时候的兴趣，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成长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他的身边，当年和他一起在少年科技馆跟着刘老师学地面观测的一个同班学生，后来也走上了气象科研的道路，并且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少年的谭晓光熟悉飘过中南海的每一片云，他观测它们。他通过自己制作的“土仪器”预测天气，并且认真地搜集所有的资料。他的少年时光，如果没有那场浩劫，应该是一个最纯粹的科学少年的标准生活——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课外时间都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对于他来说，天空、变幻莫测的气候、飘忽不定的云，以及四季的更替，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是一个喜欢往天上看的少年，他并没有注意到低气压已经盘旋在自己家的门口，随时有破门而入的可能。
那个时候，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家里孩子多，父母工作忙，没有人会打搅他的安静——一个少年的“独乐乐”，他自己的天地。谭晓光会因为一个空罐头瓶而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亲自动手制作自已的气压表——谭晓光气压表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需要一个空罐头瓶，拿热水涮一下，使里面的空气跑出来一部分，再手疾眼快用气球皮一盖，扎上橡皮筋，就是一个空盒气压表，上面弄一根指针，气压低的时候，气球皮的表面就会鼓起来，弄一个标尺，就可以测气压了。以谭晓光那时所掌握的常识，他知道，如果是低气压控制，那么天气就不好，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如果是高气压控制，那么一般就是好天儿。
在气象小组的时候，谭晓光还学到了制作一种“晴雨花”的方法。用吸收力强的纸做一朵小花，浸入氯化钴试剂：晴天——花就是蓝色的；雨天——花就是红色的。后来因为找不到氯化钴，谭晓光就自己去找扇子骨，泡透之后完全晾干，这就是他的观测仪器。少年谭晓光通过扇子骨的弯曲程度来判断空气中的湿度——干燥的时候弯曲程度大，潮湿的时候弯曲程度小。
小小少年的心中，满是灿烂的阳光。他以为拥有了一个自制的气压表，就拥有了预测天气的小武器；他以为有了晴雨花，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而事实上，风云变幻恰如人生无常。所以，必须执着，必须无怨，必须永不停歇，这既是科学的精神，也是人生的精神。
忘记是谁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时光在一生中占的比例永远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所以极其珍贵。年轻的共和国正经历着开国之初的黄金岁月，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天空将永远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而实际上，彼时彼刻，中南海上空的政治风云已经聚集翻卷，显出异常的征兆。但谭晓光这个爱看天的孩子，却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家将很快受到这场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们将搬出中南海，从此天各一方。
1967年2月，著名的“二月逆流”震惊全国。当年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对“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做法不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民主生活会上，与“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作为国家副总理的谭震林，被点名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因为是他率先向“四人帮”发难，会上疾言厉色，然后拂袖而去，很快就因此出名。
谭震林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对待，谭晓光一家被迫迁出中南海。当年谭晓光十四五岁，事前，竞没有一点预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离开了中南海。
作为“黑帮”子女的青春天空
谭震林一家被轰出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要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15岁的谭晓光一生对气象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
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
谭晓光只上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科学”，由于对“科学”的巨大热爱，谭晓光在那种动荡的岁月，居然安静地读了大量的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那年那月，是许多知识分子往事不堪回首的岁月，而就是在那段时间，谭晓光沉醉在“天堂”一般的读书乐趣
中。他兜里有5元钱，这是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当时，许多老教授受到迫害，他们积蓄了一生的书籍都不得不变卖掉。媒体曾经报道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卖过一大车的书，累得满头大汗，只卖了5元钱。少年谭晓光每月自己保留的那5元钱，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他如饥似渴地购买，尤其是气象方面的书，能看到的都买回家。
说来好笑，谭晓光当时手头有一套中学教改教材，他花了几个月时问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已经全部掌握，认为肚子里的知识挺多，开始有点得意。哪里想到，有一天他寻到一本美国气象学家佩特森的著作《天气学》，一打开，第一章就是基本方程，是一组偏微分方程，谭晓光当时汗就下来了！整个看不懂。
在谭晓光的概念里，他以为方程就是中学课本里的那点儿代数——一元二次、一元一次，可是佩特森说的方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四处找书，他要弄明白，他不能连“气象学”的第一章都看不懂，那说明他这么多年的“气象兴趣”一直停留在“业余初段”水平。他要提高自己，至少要提高到能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在说什么。
这也是谭晓光生平头一次感觉“学无止境”，以为自己知道得挺多，其实还在门外边溜达呢！后来，谭晓光买到了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课本，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他需要全部学完微分方程，这才是理解佩特森的《天气学》的第一步，因为佩特森所讲的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比微分方程还要难很多。就这么学着学着，不知不觉草长莺飞，谭晓光17岁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招工，但是，他是一个黑帮子女，走资派子弟，档案拿到哪儿去，人家一翻，根本不敢接。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谭晓光虽然是一个性格内向热爱科学的青年，但毕竟也是一个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长大的。他背起行囊插队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在自山黑水之间，做了三年“知青”。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谭晓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根本没有多加考虑，他觉得“当然应该去”，就是这样，说去就去了。
那空旷的场院，那高高的玉米地，那曾经热闹非常的集体户，还能记得当年那个清瘦高挑的大男生吗？17岁的青春，寂寞的青春，躺在大通铺上的青春。一个开国元勋的孩子，一个热爱科学的少年，就在那里点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枝烟，从此一生没有戒掉；喝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口烈酒，从此，他的性格不再沉默寡言，他开始像东北的天空一样，爽朗豪放。
17岁的少年，有没有想家的时候？谭晓光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17岁，已经没有了“家”，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黑帮子女绝大多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写好家书都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去。
说起来，谭晓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插队到农村，而不是参加东北建设兵团。在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