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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层”，而且将这个“中产阶层”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层”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层生产高等文凭。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中国的世纪”。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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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治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9：54
■丁林专栏
今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年。选举日是在年底的11月，可是，7月底的现在，所谓选战已经热火朝天了。
在写下“热火朝天”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不久前的台湾“大选”，这才觉得，这四个字对美国来说，好像不太确切。因为，和台湾相比，这里是太冷清了。在台湾“大选”期间，我们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媒体上，看到“民气可用”四个字。在美国，“民气可用”是非常负面的词，是政治家利用民众情绪的宣示。因此，哪怕有此用心的政治家，也不敢公然如此宣言。
可是，假如现代政治家都在心中希冀着煽动和利用民众，那么，宣言不宣言的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