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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们获得了一致的意见：1。筹措资金，2。制止进一步亏损，3。稳定队伍，4。清查原因、分清责任、总结经验、提出处理意见。［3］
柳传志后来说，他到了香港后大吃一惊：“好家伙！突然间，也是很大的压力，暴风雨般。因为我一年多不管他们，不向我汇报，结果库存积压等等这些事，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亏损，个亿在当时可就不得了。”
1994年春天柳传志回京应付倪光南，离港前对吕谭平说：“今后一段时间，我要将全部精力放到北京，香港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坐在总部的位置上，QDI另选人专门负责。你可以采取帮助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能事无巨细亲自去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4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4节
作者： 迟宇宙
吕谭平此前名为香港联想总经理，却仅行QDI总管之实。柳传志以董事局主席之身份全面操控香港联想。1991年大亏损以来，柳传志对吕谭平的管理能力始终不放心，若非倪光南北京发难、北京的业务又不争气，他哪里肯将香港联想的操控大权交于吕谭平之手。
有人形容说，QDI乃吕谭平一手做大，有父子之情，柳传志怕他放不下。他也果然没放下。柳传志说：“从美国分公司调回来的David容，他能力很强，个性也很强，而吕总他的习惯是凡事一定亲自管，于是……将帅不合。”［4］。
1995年，柳传志说是“大风大浪的年代”。微软发布了Windows95，整个世界几乎天翻地覆，美国、法国和台湾等地甚至出现深夜排队待购之景象。比尔·盖茨为其准备5亿美元广告费，要在全球都为其留下班驳痕迹。
Windows95既然先进，其对内存要求便高，内存的需求瞬时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吕谭平以为机会到来，便趁高购入大量内存条。不久之后，比尔·盖茨宣布Windows95因其漏洞推迟发布，内存条价格又一路狂泻，两月之内从16美元跌至2美元。彼时吕谭平与David容交战正欢，“打了两个月架”，16美元购入的内存条堆放于库房无人理会，这便是柳传志后来愤怒指责的“责任不清，积压商品，仅此一项损失近亿”，“将帅不合是这里面的主要原因”。
柳传志既已离港回京，吕谭平独揽大权，其管理缺憾便毕露无遗。与David容的较量只是其中之一，其处理业务随意而为的毛病始终未改，虽然此前他曾屡遭柳传志斥责：“管大公司不知道把几块事情分清楚，给下面人责、权、利，然后，进行评级检查奖惩，而是事事管到底！”
马雪征曾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她指责吕谭平“什么事情都亲手指挥，从来不会用人，不会做战略。”“他要大家都围着他团团转，他一个人玩10个陀螺，等他抽到第十个发现第一个不转了，再跑回来抽第一个。就看他一个人在那忙。”
1995年，香港联想购入一家叫Techwise的PCB板厂，吕谭平一高兴便头脑发热，要求香港联想所有主板均要使用Techwise生产的PCB板。柳传志说：
“这东西它成熟了吗？不少的下面责任人，马总（马雪征）、Aders都提出强烈的意见，他不听，还火特大。反映到我这儿，我也没敢直接说行还是不行，我只是把问题告诉他，因为我再插上去，直接指挥，那指挥就全乱了，我就没办法撤他，大家就乱作一团了。我只是提醒他，但他火到任何人不能提这件事。”［5］
Techwise以其产能最终无法满足QDI需求，吕谭平突然发现生产力不够，板卡生产吃紧，又贸然添置大型设备扩大产能，“仅在线测试仪就买了10台，每台几十万元，而实际上四五台就够了。”
残局（4）
柳传志那时已知吕谭平在香港乱搞，然而他军校出身的背景及对战争电影的深刻研究使他坚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策略，依旧猫身于北京，指挥杨元庆对IBM和HP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顺便承受与倪光南最终破裂后对方的不断告状。只是他不曾料想吕谭平竟然如此胆大，差一点使他在断掉敌手一指之前，先被自己人斩断了一只手掌。
救火队长
2月12日张祖祥缺席的董事会上，4名联想的权力人物都已明白，联想已步入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知道，如果银行对香港联想失去信心，一面拒绝贷款，一面派员逼债，香港联想资金周转吃紧，毙命弹指一挥间。
无奈之下，曾茂朝与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与严义埙两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中国科学院名义担保，以联想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获得了1亿人民币的“救命钱”。
柳传志带着钱匆匆赶往香港。他后来描述说：“当时我赶紧到那边去，成天救火。到了那儿以后，先到银行借钱，要不然银行资金流一断……我已经决心把吕谭平给调了，我不要他当总经理。当时吕谭平他们还是像过去老一套那样，又是说外边什么行情变化，什么市场变化，还是找客观原因。那时候我不让了。”
让吕谭平他们低头认错容易得很，但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就那点破原因”，赢利就说“市场好卖，板子也做得好”，亏损就说“市场不好卖。”赚钱时一切好说，现在大亏损，手掌都快被斩断了，柳传志哪里容他们文过饰非。他发作了：“市场年年都会有高潮和低潮，这还用说吗？年年分析总结，就是些生意好做与不好做，总是就事论事地谈事，你们就不能从战略上考虑一下问题？”
他希望吕谭平讲联想为什么做板卡？联想板卡到底在全球占什么位置？最后落实到怎样从现有层次向上发展？他要他们不再推诿，从自身找原因。吕谭平则不习惯从战略角度思考，他喜欢硬干。但柳传志这次不再纵容：“我已经要跟他们拍桌子了：你指挥怎么失误的，你得深抠。到最后的时候，才分析出来……”
事实上，柳传志在香港救火，干的第一桩事并非找银行借钱，而是先卖掉豪华汽车，接着指挥马雪征他们把公司搬出高档写字楼挪到廉价写字楼中。有人说“这些措施省不出多少钱，但能造气氛”，事实则是为香港联想节省了上千万。在那时候，每节省一笔钱就能使公司多看到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柳传志既然回到了香港，重新独揽了权力，吕谭平便失去了指挥棒。他名义依旧为总经理，但柳传志已剥夺了他统帅的资格，而是亲历亲为，一插到底。他叫郭为、马雪征和吴礼益辅佐他，去执行他定下来的战略。
吕谭平倒是可以回去经营QDI，但柳传志只让他负责销售，其他事情不准他插手，柳传志后来承认，他对吕谭平“实际上用一种挟持的方式”。他以总部的名义安排吕谭平、马雪征到QDI支持工作，以马雪征节制吕谭平。
吕谭平秉性难易，依旧胡乱插手，但很快遭到马雪征召###议，以“集体领导”实行的节制和抵制。初时吕谭平使用强力，柳传志知道后便加入其中，以强易强，以暴易暴，最终迫使吕谭平接受了“集体领导”的现实。
吕谭平对柳传志的钦敬源于他个人的魅力及董事局主席的身份，他人既然没有这特殊身份，他素来都看不起。他只信任香港人。柳传志描述说：
“生产在1995年是几个香港先生管，是一塌糊涂，乱不说，丢东西的现象极其严重，工人不但不心疼，反而有对立的心理。香港先生管成什么样子？连厕所也要分成高级员工厕所和一般员工厕所。我要强调这是工人，这对立的情绪就相当大。那时候去看工人，劳资关系相当紧张，我觉得他们是很不对了。比如工厂里有个负责人，他用了几个内地的工头，也不在于奖金给他们多少，而是给他们特权，他们人随意怎样，这完全是不文明的旧中国管理模式。”［6］
王平生是与郭为同时被任命为助理总裁的“领军人物”，他受柳传志之托出任香港联想助理总经理，分管工厂，在QDI稳住吕谭平。上任前柳传志反复叮嘱：“这是一个总体业务，你还没有能力统领全局，你给我忍着，千万不要造成香港和北京的关系不好，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但是王平生最终并未老老实实听柳传志的话，而是整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