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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那天，柳传志在1992年干部工作会上说起要实现销售方式、管理形式和激励方式的三点突破。他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不过是解决资金问题、扩大影响、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做大海外市场。
柳传志谈论联想要上市的背景是那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中国加入WTO。柳传志看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也预测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10年后才完成对WTO的最后跨越。
李勤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万～万台，汉卡销售万～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2］
平凡一年的插曲（2）
令柳传志和李勤开心的事情接踵而至，4月3日那天他们与惠普公司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告诉那些记者他们要合作开发和生产汉字喷墨和激光打印机。两天后，他们在深圳的出口基地正式开工投产。李勤从北京赶到了深圳，在典礼上他意气风发，提出了联想的奋斗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达到10亿美元营业额，形成若干有影响的产品；1995年国内外股票上市；1992年国内外总营业额20亿人民币，深圳联想出口基地完成5400万美元出口额。他暗示联想希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要面对新的问题，它们琐碎但困扰他们太久。他们在4月中旬的西郊宾馆再次教训那些年轻干部，使后者明白联想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可摆脱持续的“黑色风暴”，实现龙门一跃。
柳传志告诉他们，自3月28日以来，总裁室里人人心情紧张。他们自觉龙泉会议上进行了透彻剖析，定下了活命指标，拿出了整套方案，此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心情应当比较平静。但他们又惧怕这平静，希望有一种类似陈毅在黄桥战役前坐在那儿下围棋的劲头。他们却又做不到。
他们现在紧张而烦躁，而非陈毅那样对整个战局有把握：“对客观情况，对今年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到底；对主观情况，对我们内部队伍的状况还很不放心。所以能不能按预定部署，打个漂亮仗，能不能度过今年的风险，我们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金色鲤鱼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跃上龙门，我们依然是担心的。跃不上，将会元气大伤，后果如何，现在确实还不好设想。”［3］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觉得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到，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电脑至少得获15％毛利才勉强可以活命，其中包括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内地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8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8节
作者： 迟宇宙
价格战终于到来了，长城这样机制不灵活的企业首当其冲，损失将更严重，但市场才不在意你到底损失有多严重，超过了临界点就得完蛋。龙泉会议才过了半个多月，刘金铎就告诉柳传志说确实没有想到风暴真就这么快地来了。但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柳传志给他们出了主意，要他们打主动进攻仗，“抢在前头，减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