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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联想局-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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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他们推销汉卡,不免要遭遇挫折和磨难,但他们之间本就亲密的感情,变得更加无间。柳传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深为感慨:“联想汉卡作为试销品一推到门市部,倪光南同志就是第一任推销员。汉卡第一次上展览,倪光南同志又是第一任解说员。”    
  1985年10月,联想一型汉卡通过了中科院的鉴定。第二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汉字系统对口赛上,联想汉卡的夺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一天,为求保险,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开启“新时代”  
  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就在此时离开了联想,去赴计算所所长助理之职。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柳传志做总经理,倪光南开始喊他“柳总”而非惯常的“小柳”。他说这是为表示他对柳传志支持:“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倪光南长柳传志5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他在计算所资格既老,又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其技术辈分较柳传志要高出许多。所以,此前在公司中,尽管柳传志是副总经理,他也很自然地称呼柳传志为“小柳”。  
  因为汉卡诞生而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多年之后方才展现出它的真实面目——它并非柳传志的“新时代”,而是联想总工的“倪时代”,至少名义如此。    
  几乎现存所有资料都意在说明:“联想汉卡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可兼容市场上各种品牌计算机,再加上良好的售后服务,很快打开市场,产量迅速增长,联想声誉日渐提高。”“联想汉卡的开发成功,解决了当时西文汉化这一计算机难题,是联想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对联想初期的发展功不可没。”[2]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  
作者: 迟宇宙             
  肯定有人试图抹杀倪光南“联想功臣”的身份,但至少那个人并非柳传志。联想的得名,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描述过,无疑得益于其所开发的联想汉字系统。1988年的时候,柳传志还说:“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时候倪光南也当仁不让。多年后联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倪光南则希望人们“全面理解联想以20万元起家之说。“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  
  只是有时倪光南对自己在联想史上的地位难免夸大其词。柳传志后来有一次很不客气地说:“当年的汉卡,据我回忆,大概卖了几万套。几万套能有多少营业额?主要是宣传讲出来的。后来汉卡就变成了软汉字,方正的汉卡就厉害了,新天地那个汉卡就厉害了。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PC机,反而变成我后面的发展方向,微机就是这么卖出来的。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科学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太工程师……他没太想明白,在这个企业里面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倪光南可不这么认为,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后他有一次说:“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税占到了,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到1996年,联想汉卡8个型号,共销售出了16万套。”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4)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唯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作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他知道倪总没权力,在“总经理负责制”的背景下,权力系于他一人之手。“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在当日这是一个莫大荣誉。一个月后,他们在香港开发的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10年。”  
  10年后,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缘分走到了尽头。被柳传志的“造神运动”塑造的神和“倪时代”瞬间走到终点。胶结的联想史线索,又开始了新的分岔。  
     1986年  
  1986年,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  
  秦梅芳先行到了香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她的房间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单身床。倪光南随后抵达,研制便宣告开始。威声在其报告文学中描述说:    
  “30几个日日夜夜,窗外霓虹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在倪总和他的助手脑际几乎一片空白。此时香港的价值在于内地达不到的工艺开发水平。30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时,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做汉卡,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这个港商竟是个奸商,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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