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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怀念亲爱的父亲》
2003年9月5日凌晨，82岁的柳谷书在北京逝世。生老病死最自然不过，况且逝者长眠于82岁的高寿，但柳传志悲痛欲绝。联想控股公司一位高级员工说：“我们去柳总家里看望他，他表面上还算平静，但是一连几天说话都是哭腔。”
没有什么比父亲的健在更舒适、更幸福，父亲在的时候，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家族，现在它结束了。
9月11日，农历中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本书作者见到了柳传志几天后在父亲葬礼上要念的悼词——《怀念亲爱的父亲》。那份悼词字迹潦草，再也看不出柳传志以往的细腻，而使人轻易察觉出他悲痛得近乎失控的情绪。有几处被涂了又改，改了又涂；还有几处，字迹模糊，是泪水留下的印痕。
就在联想蓄势待发，准备布置一个新局的时候，9月15日上午10点，八宝山新礼堂，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痛悼亡灵的生者排到了厅门外。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柳传志为父亲致了悼词。《中国企业家》杂志后来描述说：“可能是怕念悼词的时候情绪失控，悼词是事先录好的。播放过程中，柳谷书的晚年照片在屏幕上切换。柳传志的声音多次嘶哑。”
那份悼词很简短，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很多对柳传志持有顽固偏见的人，因为这份悼词而改变了对其评价，转而认为他是一位“完美企业家”的典范。
那份悼词记述了一段段故事。像所有儿子一样，当柳传志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守着父亲的时候，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那个时候他就想过，如果那个不幸的时刻真的到来，一定要他对父亲的一生说几句什么，他该怎么说呢？
他想到1984年冬天他到深圳出差，当时63岁的父亲正在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专门从香港赶过来看儿子，“飘散的头发，满面的风尘”。
他想到今天的中国专利代理制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然而20年前，这块沃土还是一片板结的荒地。他想到一次下大雨冻病60多岁的父亲，想到父亲圆满地处理了迪斯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他想到1990年代的香港中国专利公司已具相当规模，资产也有几亿。父亲和母亲却住在华润大厦C座一房一厅的斗室。他去看他们时，看他们在不到8平方米的厅里忙着在地板上为他铺褥子、垫枕头，不由得热泪盈眶。
他想到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他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刚刚被解放就去看望帮助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老朋友们，结下了许多生死之交。他记得父亲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只发50块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每月还依旧给孤寡的老邻居赵大妈10元钱。
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他想起自己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考验，父亲和母亲对他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那句话如此刻骨铭心，指导他走过了40年的路程！
父亲活着的时候，柳传志曾在多种场合提到他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块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他说父亲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做得最好。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
父亲在他眼中，就像压根儿旷古未有的最伟大的人，他为柳传志的成长写下了一首首极其紧凑、朴素的短章，它们虽简朴却内蕴丰富，他一经读过便终生不会将其忘怀。父亲也有过失败，这些失败也深深地刺激了柳传志，使他更能领悟中国智慧，为联想的成长布置好一个又一个奇局。
在为父亲守灵的时候，在悲痛和孤独中痛悼父亲，柳传志一定会回想起许多往事，他们就像一格又一格的幻灯片，重复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最无法忘怀的故事里，会有父母的恩爱、谆谆的教诲，以及父亲一尘不染的内心。如果他偶尔想到联想，想到十九年前父亲对自己创业的支持，他一定会潸然泪下。
中关村曾经风云际会
19年前，1984年。中关村已经改变。
农田正渐渐消失，却还没有林立的高楼；人们要去中关村医院旁边的百货商店，依旧要走长长一段尘土飞扬的路。街道上能听到狗吠，雨后还有蛙鸣，到处是树，自然也有几种飞鸟，唧唧喳喳地叫着，不时地排一堆鸟粪。人们忙忙碌碌，不知道他们各自忙些什么；看不到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前卫的年轻人踏着滑板在马路上穿来穿去要等十年之后才会出现。一片安详，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
入局：诞生（2）
当年的报告文学家们描述说，科学城和高校那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现行的封闭体系内，必然要互相碰撞。“就像许多人拥挤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1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1节
作者： 迟宇宙
“你和你的大脑处在分离状态，大脑想干的，你干不了，大脑不想干的，你只好去干，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自我意识分文不值，你的智慧与知识的价值抵不住个小小的科级官僚从鼻孔轻轻发出的一声‘哼’，他不满意地一哼，你的科学提案便化为尘埃化为零。”［1］
轻蔑的鼻音使人内心冰凉、希望下沉；无奈的叹息化为无穷沉寂，笼罩着中关村，笼罩着科学城，笼罩着一代人的心灵。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挣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20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有了“中关村第一人”就会有“中关村第二人”。有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会从中关村的地平线上，一夜之间冒出林立的各种公司，彻底改变中关村的格局，改变整整一代人的内心。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的传说中，王洪德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无论“聘请走”、“辞职走”还是“开除走”他都要走，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很多人以为他疯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在科学院的很多人看来，又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