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蠥，则有B”这类基本问题有关。这里有一个例子：“若汽油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上升了，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则人们愿意购买的汽油数量将下降。”这一陈述属于“是什么”，它并不论及任何人的价值判断或主观感情。其他科学，特别是硬科学，如物理学和化学，被认为实质上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当然，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怎么能进入分子活动理论呢？但经济学家却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们是与个人的活动打交道，而不是与分子活动打交道。因此，很难坚信我们的经济学是超然于价值判断之外的，或者是不牵涉我们感情的实证经济学。
如果把我们的价值判断明确地或隐含地加入分析中，我们就进入了规范经济学或规范分析领域。实证经济学的说法是这样的：“如果汽油价格上升，人们愿意购买的量就减少。”我们若把下面这句话——“因此我们不应该允许价格上升”——加入分析中，我们就进入了规范经济学领域：我们已经在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事实上，每当你看到应该这个词时，你就知道价值判断正在进入所讨论的问题。
本书中我们要考察的模型和经验研究既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也以规范经济学为基础。但我们也要考察公共政策：一个常常包括“应该”二字的世界。换言之，当我们考察政策时，我们常谈论福利判断——规范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都潜伏着陷阱。实证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的各种术语和概念，在现实世界上是找不到对应物的。这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这些概念与现实世界离得太远，即使其含义的推论在逻辑上并无矛盾，它所包含的比较的、静态的或论断性的结论，仍可能是不可靠的。而且，实证经济学的成立有赖于对模型含义的经验证实。不正确地检验和解释假说，就把经验结论搞乱了。
在规范经济学中，人们常常断言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看法既假定上述关系具有真实性，又含有这样的假定，即已正确权衡了每一种结果。在某种情况下，检验公共政策只限于描述可供选择的政府计划的效果。这是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设立了评价可供选择的（隐含的或明显的）政策准则，并进行劝说时，公共政策才成为规范性的。
模型和现实意义
在开头时必须强调指出，任何科学中的模型，当然也包括微观经济模型，决不是完全现实的。它并未抓住现实中存在的每一个细节和相互关系。那样的模型不可能建立起来，也不可能用它来操作。例如，太阳系模型决不可能把整个太阳系的所有方面都考虑进去。构造科学模型的特点，在于模型应该抓住本质联系，它足以分析或回答要解决的特定问题。例如，当我们尝试构造一个特定商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行为发生影响的模型时，决定每个消费者对这种价格变化的反应的因素起码有100万种。但是，对绝大多数支配因素，模型是不予考虑的。这倒个是它们是无意义的，而是因为，我们通常的模型包括特定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和该商品的替代品价格也就足矣。这就是说，只需考虑这4个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因素的大小，该模型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即使它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并未抓住所有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因素。总而言之，不能仅仅因微观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不符就说它有问题。同一个模型因解释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或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从而可能是极其逼真的。
假定
每一个模型都是以一套假定或公理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直接或明确地检验作为模型基础的假定和公理。要想使模型有成效，通过把假定的含义与现实世界作比较，假定也就间接地受到了检验。若现实世界的事实否定了以某种假定为基础的理论，那么现实世界的事实或经验发现，也就常常间接地否定了这些假定。
当学生们学习化学或物理学时，他们通常并不怀疑物理或化学模型中所使用假定的真实性。例如，物理学中有一种“纯气体”模型。当然，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气体并不满足纯气体假定的要求，然而，建立在纯气体假定上的模型——被称为波义耳定律——却是很著名的，并已为人们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看来它很起作用。现在你也许会问：“很起作用”意思是什么？纯气体模型很起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存在相应的规则，使人们可以从纯气体去研究不纯的气体。
决定一个模型的有用性 我们一般不想仅仅通过讨论其假定的可信或真实与否来决定某个模型是否有用或“好不好”。相反，如果我们运用科学方法，我们偏好的或认为好的模型是那些为现实世界带来有用的预见而已有意义的模型。科学地分析我们周围世界的方法要求我们乐意研究证据。证据是用来检验模型的可用性的。例如，比较一下两个都涉及以下现象的模型。每次放在学生俱乐部桌子上的纸币都不见了。一个模型是以好几个假定为基础的，包括财富最大化——使自己的状况尽可能变好。这个模型预言如果占有纸币（它代表对所有商品的一般购买力）的成本低于其收益的话，个人就会从事这种活动。另一个模型则运用某种磁性吸力理论：纸币会发出一种磁力，迫使人们用手把它捡起来。
第一个模型的可检验的、也即可反驳的含义是：纸币票面金额越大，它失踪得便越快。这个含意是另一个模型没有的。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实验来检验这两个模型的预见力：某些天我们在不同时间间隔随机地把1美元钞票放在桌上。以后我们不断增加拿走的可能性：下周每次放5美元，再后放19美元，再后放50美元，再后放100美元。如果我们看到，当钞票面额增大（即财富效应增大）时，在学生俱乐部游荡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就没有反驳第一个模型的含义和预言。但它的确是反驳了第二个模型。后者会预言不管钞票面额多大，游荡的学生人数是一样的，因为面额大小并不决定磁力大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将选择第一个模型，而倾向于拒绝第二个模型。注意，这里我们决不能证实理论，而只能证伪理论。
一般我们也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the Principle of Oc…cam’s Razor）：若两个模型是彼此竞争的，各模型的预见都同样好，则选择最简单的那种。这就是奥卡姆（William ofOccam），曾说过的：“Ess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praeter necessitatem，”也即不应把本质性东西增加到超出研究需要的地步。这也称为节俭原理。对构造模型的简单性概念要作进一步说明。通常，构造理论的目的是建立一般模型。模型越是简单，它的适用面也就越广。较现实的模型只解释较特殊的情况，因此人们对之兴趣不太大。
理性模型的大类
许多微观理论模型归属理性行为模型这一总标题之下。我们对理性行为的定义很简单：可供选择的办法的排列是有系统的、前后一致的，随之作出的选择都在现实世界的约束之内。理性行为模型是一种简单模型，它运用理性假定。经济学家们仍在继续使用这类模型，其原因是，理性假定提供了可反驳的含意，这种含意看来常常是与现实世界的社会现象吻合的。
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个人可以证明思维过程并不对应于某个模型所描述的系统性行为。尽管如此，理性行为模型并不因为它缺乏对应性而必然没有价值。我们的经济模型是行为模型而不是思考过程。（我们定义理性行为是可预见、系统性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特定个人活动的方式不是系统性的，把许许多多个人加在一起，还是可以证实集体有理性，这种理性支配了该集体中个人行为的非系统性方面。
理性个人和理性分析
在此，区别理性个人和理性分析是有益的。我们定义理性分析是一种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理论，它使我们推导出关于人们集体行为的经验上可检验或可反驳的论断或预言。如果这些预言或论断末被经验否定，则理性假定就被证明与现实世界的情形一致，或至少它未被证伪。我们并未说出个人是否真是理性的；理性理论并不依赖于这一前提：即个人与其思维过程在逻辑上一致。好几个在精神病院做实验的研究者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可假定有严重精神病的人不是“理性地”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