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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述的制度。即使文学被接受，文学也是在虚构的政治权利和表述制度本身的框架内的接受，这种制度区分出不同的领域，如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娱乐和政治，叙事话语和论证话语，私人文本和权威文本等等之间的区别，允许虚构话语和虚构经验在不干预公共领域、论证话语逻辑和政治的权威文本的基础上拥有它的有限合法性。就像宗教虚构叙述和启示性话语早已被合理化地驱逐出公共领域，而只能在它的信徒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样。在文学的虚构体验和幻象世界被社会作为惯例以制度化形式接受之外，仍然存在着被社会的某些核心部分秘密地、非公开地拒持在外的合法性。
人类想以某种形式从日常体验中超越出来的欲望，不仅在宗教中得到了表达，而且也在其他世俗化的努力中得到了表达，它们可能深深地受到了麻醉性植物的影响。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说，可能存在着一部与麻醉性植物有密切关系的人类“想象的自然史”，以及与麻醉性植物有关的“文学的自然史”、“宗教的自然史”或“哲学的自然史”。在这么一部历史的某处，应该有谈论罂粟和大麻在浪漫主义想象中的作用的一个章节。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试验了它。这些麻醉性植物在人们称为浪漫主义的“人类敏感性革命”中扮演着革命和启蒙的角色。有人在柯勒律治的言论中认出了罂粟和大麻的修辞学痕迹：想象是一种可以“消融、漫射、驱散”，以便来重新创造的精神能力，朝向偶然性、即兴和无意识领域。不仅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派和爵士乐或者是摇滚乐，都得益于这种转换性想象的观念。这些植物的生化毒素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诱导有机体突变的物质来起作用，它们是一些具有改变精神结构力量的化学物质，可以激发新的比喻、新的看事物的方式。
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所有的写作都作为一服良药呈献给国王与臣民，但在柏拉图看来，“写作”这服药无助于好的、真正的回忆，它总是充满遗忘和幻影，德里达写道：“正是凭着真正的、活生生的记忆和真实，才能指控写作这剂坏药是一剂不仅引向遗忘，而且引向不负责任的药。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是漫游和玩耍迹象的孤儿状态。写作不仅是一种药（毒药），也是一种游戏，如果不受对哲学真理关怀的制约，写作就是坏游戏。于是在一个家庭情景的修辞学中，不存在对写作问题作出回答的父亲，也没有生动的、纯粹活生生的言语能帮助写作。”有趣的是，德里达指出，不仅是昆西和阿尔托这些瘾君子的写作，从荷马到但丁这些在最肯定、最具有生产性、最不可简约的意义上的写作，这些占支配性地位的人物，也卷入了这一历史。作家诗人所求助灵感、缪斯、神灵和精灵，并让自己的整个身心为这个幽灵所占据，“这是一种追随（“灵魂出窍的”）毒品某一天占据了空闲的位置的历史，或扮演一个衰弱的幽灵角色的历史。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上的挑衅，是一个召唤幽灵的技术问题：神灵、鬼怪、灵感和指令。诗歌是自我表达的领域，似乎也是一个幽灵般的“他者”的显现之地。
写作一直是一个与身心的亢奋或恍惚状态有关的主题，这个写作自身的主题涉及“幽灵”和“本体论”，涉及一个二元对抗的观念谱系：虚拟和真实，自然与文化，自由与依附，解放与异化，公共和私密等等，这些两元对立的概念光谱也极其容易从一端过渡到另外一端。从昆西和阿尔托，到福柯和德里达本人，都面临这个幽灵的诱惑：如果可能，无论在字面意义还是隐喻意义，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我们难道不应该尝试某种起支配性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尝试那些被称为（创造和寻求）“灵感的历史”？这里隐含的问题似乎是：在对毒品所提供的“虚构的体验”中，什么依然是“令人亢奋的”“灵感状态”？它与文学诗歌所产生的虚构体验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拿一片植物的叶子或者一朵花来改变我们的意识体验，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圣礼，它与我们更为高傲的自我意识不同。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写道：“我倾向于认为这样一种圣礼有时也是同样值得去做的，哪怕只是作为对我们狂妄自大的一种警示也是值得的。植物们具有修改我们思想和感知的力量，可以激发隐喻和惊奇，这对于人们所看重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信念是一种挑战。这种信念相信我们那个有意识的、思考着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自然界分离开的，而植物却使它达到了某种超越。如果我们发现了超越本身来自于一些化学分子，它们流淌在我们的大脑中，与此同时也流淌在园子里的植物中，对于那种过分美化了的自画像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有一些最光彩照人的人类文化的果实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黑土地，与植物和菌类有关的，人们会怎么想呢？植物仍然会如同我们以前一直设想的那样沉默吗？这是不是意味着精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尼采曾经给予狄俄尼索斯的陶醉以至高无上的艺术价值，把这样的陶醉描绘为“自然的无法抵挡的大脑”。但对于希腊人来说，陶醉是一种谨慎限制的仪式，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那些认可这些植物的文化实践，也需要给它们的使用精心制作种种规则和仪式，作为容纳和规范它们的方式。他们知道狄俄尼索斯的陶醉既可以使我们成为天使，也会让我们成为野兽。而野兽是更加属于自然的。且不说植物制造的高潮体验使人倾向于偶然性的行为，失去时空现实意识，陶醉是危险的，容易面临危险也易于成为危险。
说实话，即使为了“精神目的”为了创作诗歌而使用麻醉品仍然让人觉得太过廉价，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想象力及其成果，如同一种赝品。我始终没有愿望阅读《瘾君子自白》之类的作品，如果思想与感受成了一种受控的生物化学反应，而且引起感觉变化的化学物质来自于外面而非内部，那么精神创造活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事实上这种过程已经取消了自主的精神活动。当一个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可能是艰辛卓越的），从事心智的或道德的甚至英雄的业绩，他的内部也许会产生他无从知晓的生物化学反应，使他产生愉快的感受或陶醉感。而社会对这样的负责任的行为所给予的肯定也使这样的陶醉感升华。如果这个过程被倒置过来，注入某种可以引起生化反应的物质，使其产生升华感和陶醉感，那么这种快乐就是虚幻性的，没有了它的社会基础。由于使快感和陶醉感依赖于“娱乐药丸”，人被取消了自由变成了吸附性和依赖性的生存，并且消除了主体性和自主的活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们就生活在蓄意制造的快感之中，而他们的快感就依赖于这样的化学药丸“索麻”。“索麻”成为这个新世界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它在人们的周围形成了柔软的囚禁。新世界的统治者认识到，压抑和痛苦是一种政治能量，人民的痛苦往往被革命家或密谋者塑造成一种反抗的政治力量，因此，仁慈的统治者现在不允许人们不快乐，他不允许被压抑的激情炫目四射，不允许痛苦燃起燎原的火焰。而索麻是消除痛苦与激情的良药，这个世界以组织化的方式向每一个人发放使个人非社会化的快感，用非社会化的快感来替代甚至遗忘社会化的快感，而社会化的快感当只有一个人是一个生产者或创造者的时候，社会才能给予他的回报。而现在这个反面乌托邦世界，鼓励个人的非社会化，鼓励人的原子化，把他的全部生存问题简化为以植物的或化学的药丸可以解决的问题，把爱情简化为释放荷尔蒙的物理方式。在这种新世界的意识形态看来，陶醉本身并不危险，陶醉感得不到满足时才会是危险的，充足的“索麻”既满足了快感也消除了快感的危险，成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廉价的天堂。在这个世界里，痛苦成了自由意志的体现，不接受廉价的植物药丸的安慰成为高尚的事情。
人们并不反对快感本身，人们反对的是不真实和虚构的体验。在文学和诗歌的写作与阅读活动中，可以感受到人们也并不反对虚构的体验，而是反对非社会性、非生产性的快感体验。但是现在，非社会性、非生产性的虚拟的快感体验已经悖论化地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