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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的时间很短，结果出来了。端方潞：“送中堡镇。”端方斩钉截铁了，说：“立即就送。”
三丫平躺在凳子上，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端方的决定。眼泪从眼角下来了。直到这个时候，三丫的眼泪才淌下来了。三丫不能说话，骨子里是想到镇上去的。不管是“真死”还是“假死”，一送到镇上去，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三丫就是被医生“救过来”的人了。这一来就再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了。还有一层，正好给姓房的皮匠看看，你想娶，好，你就娶一具尸首回来吧。一吓，说不定他也就主动退了。三丫想，想来端方还知道自己的心思的，他这是给自己铺台阶了，好让三丫下来。三丫就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不能没有端方。越发地伤了心。
端方命令红旗扛来了大橹，自己则背上三丫，叫上兴隆，匆忙上船了。、王大贵不放心，想往船上跨，孔素贞却拽住了。虽说惊慌，孔素贞毕竟是个明白的女人，多多少少看出了二些苗头，多多少少放心了。看起来自己真是急糊涂了，还在这里呼天抢地地问自己的女儿，让女儿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呢。当然要送中堡镇。翠珍哪，你的前世是怎么修的了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儿子来b你死了一次男将，却得到了这样…个儿子，这是佛祖可怜你了。翠珍哪，别怪我老脸皮厚，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人生、世，草木一秋，由着他们吧。你发发慈悲，由着他们，啊？
上了船兴隆才想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带了，一路上要用的。红旗很积极，抢先说：“我去！”兴隆就让他去了。红旗笨手笨脚，用他的上衣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裹在怀里，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要是细说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药，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服毒的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了。毕竟是十来里的水路呢。还有一点，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态重大的时候，给病人吊上水，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吊瓶悬挂在那儿，给人以科学、安全、正规、有所寄托、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伤的印象。
端方和兴隆在拚了命地摇橹。红旗则歪在船舱，仰着头，望着吊瓶。吊瓶里有意思了，有气泡，一串一串的，仿佛鱼的呼吸。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鱼，是鲤鱼，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样子。依照红旗的经验，肯定不会是鲢鱼，鲢鱼的嘴巴大，性子急，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红旗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顺着气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经过瓶颈，滴管，最后落实到了三丫的手臂。原来不是鱼。红旗望着三丫的手，突然想起来了，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还没有打过针呢，更不要说打吊瓶了。打吊瓶，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的福。红旗没享过。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辣的，还是咸的？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红旗歪在中舱，想着他的狗头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
老实说，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好把话说死了，其实，有数得很，三丫不碍事的。她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睡觉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夜里头一分钟也别想睡。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越闹越吓人了。刚刚上完了吊，头上的伤是好了，可别的动静又来了。大白天他是蔫着的，没什么事。一到了夜里，吓人了，他的精神头来了。拿着一把手电，到处照。到处找。嘴里头还念叨。天井里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门后面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渔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渔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渔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渔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渔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渔叉。老渔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渔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渔叉嗫嚅着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渔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渔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渔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哪儿有人？啊？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哇。”老渔叉急了，非常急，咬紧了牙关，脑袋咬得直晃，口齿含糊地、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有。家里头有人！”
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真是羞于启齿。说他疯了吧，他没有。天一亮，他就安好了，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说明他的脑子没坏。说他没疯吧，也不对，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躲在一切幽暗的，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东方一定要红，太阳一定要升，这不是三年五年才来一次的事情，更不是十年八年才来一次的事情，它二天一次，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谁也挡不住。真是要了人的命了。老渔叉没有病，要说有，那只能是“夜病”。他的病就这样和“黑夜”捆绑在一起了，成了黑夜的一个部分，和黑夜一样无头无绪，和黑夜一样无边无际，和黑夜一样深不见底。这个病对老渔叉来说是致命的，对兴隆来说也一样地致命。只要天一黑，家里的那个“人”就变得非常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相随。——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谁？老渔叉不说。兴隆问过无数遍，老渔叉就是不说。兴隆坚信，只要把“那个人”问出来，天就亮了。父亲的病就好了。好几次兴隆想严刑逼供，他做好了老虎凳。但是，兴隆忍住了。不敢。对父亲，他还是怕。老东西的手有多毒，兴隆和他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