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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一口唾沫。烧火钳“嵫”了一声，唾沫没了，只在烧火钳上留下一个白色的斑点。翠珍走到端方的跟前，想抽他。鼻子却突然一阵酸。她看到了儿子的这份心了。端方到底不是她带大的，这么多年不在身边，多少有些生分。当妈妈的总归亏欠了他。这是心里的疙瘩，成了病。现在看起来亲骨肉就是亲骨肉，就算打断了骨头，到底连着筋。孩子大了，得了这孩子的济了。翠珍望着她的大儿子，泪水在眼眶里打漂，突然就是一声嚎啕。翠珍一把夺过端方手里的烧火钳，冲儿子说：“你拉屎把胆子拉掉了哇？啊？！”
端方终于在王家庄有了自己的家了。可这个家特别了，有相当复杂的错综。一个姐姐，红粉，是继父原先的女儿。两个弟弟，大弟弟端正，随母亲的改嫁“拖”过来的“小油瓶”；小弟弟网子，翠珍嫁过来之后和王存粮生的。比较下来，端方的处境有点四面不靠，是长江里的一泡尿，有他并不多，没他也不少。不过刚进了家门不久，端方就看出一个不好的苗头来了，那就是母亲有她的忌讳，怕红粉。红粉利落，和她死去的娘一样，说话脆，办事脆，做任何事情都有去无回，当然也就有头无尾，一把下去，三下五除二，扯着藤又拽着瓜。红粉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她的性子叫人拿不准，没有一个恒定的分寸。好起来什么都好，甚至有点过分，但坏得突然。一旦坏起来，具有无可比拟的爆发性，具有大面积的杀伤力。只要她的疯劲上来了，什么都碍她的手脚，连板凳的四条腿都不能放过。看准了这一条，母亲的忌讳实际上也就成了端方的忌讳，端方尽可能不招惹她。端方其实并不惧怕红粉，但是，为了母亲，端方还是让着，咽得下去。好在红粉对待端方还算不错，她的冤家是沈翠珍，又不是端方，犯不着了。在人多的地方，红粉反过来还会念着端方的好。她就是要让别人听听，她红粉并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和沈翠珍处不来，完全是那个当后妈的不是东西。
端方来到王家庄什么都没有学会，却学会了一样，那就是不说话。给端方的嘴巴贴上封条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端方的母亲。只要家里发生了什么意外，沈翠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端方递眼色：少说话，不关你的事。沈翠珍这样做有沈翠珍的理由，端方没爹没娘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不能再让他委屈。少说话总是好的。端方就不说。但是端方不说话的意思却和母亲的不一样，端方还是为了母亲好。母亲和红粉不对劲，这是明摆着的。哪一个做女儿的能和后妈贴心贴肺呢。端方要是太向着自己的亲妈，红粉的那一头肯定就不好交代。和红粉处不好，到头来受夹板气的只能是自己的母亲。可是，端方不说话并没有讨到什么好。王存粮就非常不喜欢端方的这一点。天地良心，王存粮这个后爹做得不错了，明里、暗里都没有什么偏心。可你这个小东西怎么就那么不知好歹，一天到晚阴着一张脸，什么话都不说，冲着谁来的呢？王存粮恨就恨他这一点，你小东西偏着自己的母亲，咬人，提着烧火钳子冲过来，没事。你小子有种，有血性。可你不能三棍子、六棍子、九棍子都打不出——个闷屁来。就好像他这个当后爹的不是人，怎么虐待了你这个孩子了。这是哪里说的呢。别的就远了，不说它。就说前年，上高中这件事，王存粮真是耗尽了心思，就算是亲爹也不一定做得比他好。依照王存粮的意思，端方究竟不是他亲生的，当初不让他读初中，脸面上说不过去。现在初中都念下来了，算是对得住他了，就是他的死鬼老子站在王存粮的跟前，他王存粮也抬得起头来。红粉七岁就死了娘，只念到初小，也就是小学的兰年级，这么多年着实是不容易。出嫁也就是近两年的事了。能给红粉置多少陪嫁先不说，喜酒总要给她办几桌，这样也算是给女儿一个交待，给她死去的亲娘一个体面。端正还在念书，网子也还在念书，端方再念高中，光靠自己和翠珍的四只手，无论如何是供不起了。但是翠珍在这个问题上死了心眼，一定要让端方上。她把“敌敌畏”放在马桶的盖子上，只要王存粮不松口，她的嘴就要对着瓶口仰脖子。她做得出。这个女人哪里都好，屋里屋外都没什么可以挑剔，就是有一样，喜欢把事情往绝路上做，动不动就会把事情弄到死活上去。就好像她生的比刘胡兰还要伟大，死的比刘胡兰更加光荣。真是犯不着。王存粮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自己差不多陪进去半条命。娶了第二个，居然是个喜欢寻死觅活的祖宗。你说怎么弄。不能死第二个，不能。可钱呢？王存粮只能黑下脸来抽网子的屁股。网子是他的亲儿子，他打得。王存粮把他拉过来，使劲地抽，下手特别地重。他就是要用这种古怪的方式做给沈翠珍看。但是王存粮忽视了一点，网子是他王存粮的种，可同时也是她沈翠珍的肉。沈翠珍把网子抢过来，搂在怀里，拿起剪刀就要戳自己的喉咙。要不是王存粮眼睛快、手快，翠珍已经下土了。存粮心一软，答应了，让端方读高中。嘴上说不出，心底里对这个做填房的女人还是畏惧。那就依了她吧。王存粮好事做到底，亲自把端方送到了镇上。不过王存粮把话留给了端方，他在中堡中学的操场上对端方说：“你就在这儿天天喝西北风，我看你两年以后能拉出什么来。”端方什么也没有说，不声不响地从继父的手上接过网兜，转身走了。王存粮望着端方尖削的背影，心里实在有些古怪，很累，很背气，又委屈又冤枉，只能在肚子里骂一声：“个狗日的。”也不知道到底是骂谁。、端方带着被褥、木箱和镰刀回到了王家庄，已经是傍晚。这是一个无比晴朗的黄昏，西天上烧着晚霞，一片绚烂。天很低，晚霞仿佛搁在大地上，嫩嫩的夕阳像一个蛋黄，娇气得很，一惹它它就要散。端方回到家，家里没有人，端方放下自己的家当，从被窝里取出两把镰刀。这是他在中堡镇新买的。端方扒掉褂子，蹲在天井里，给两把镰刀开刃。他把两把镰刀的刀刃磨得跟红粉姐的口齿一样，一副说一不二的样子。用大拇指试了试它的锋芒，刀刃响了，像动人的吟唱。
第二天端方起了个大早，不知道是几点钟，反正天还没有亮。母亲已经起来了，预先做好了早饭。早饭不是粥，而是干饭，用糯米煮成的干饭。过于奢侈了。端方以为这是母亲专门为他预备的，其实不是。割麦子是一个耗人的苦活，喝粥肯定不行，几泡尿就没了，只有干饭才顶得住。但是，到了麦收的光景，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没大米了。会过日子的人家总要在过年的时候留下一些糯米，到了这个时候再拿出来，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等麦子一出地，日子自然就接上了。每年都一个样。只不过端方以前还小，起得没这么早，不知道罢了。糯米饭上桌了，父亲、母亲、红粉、端方在饭桌的四边坐下来，对着一盏小油灯，四张嘴不停地吧唧。端方就着咸菜，一口气扒下去两大碗。对着小油灯打了两个很响的饱嗝。端方抹了抹嘴，拴上草鞋，从母亲的手上接过一只小瓦罐，是刚刚烧好的开水。端方一手提着瓦罐，一手操起镰刀，跟在父亲的后头，红粉跟在端方的后头，母亲则跟在红粉的后头。父亲开门，外面黑咕隆咚的，上工去了。
生产队的劳力们一起汇聚在队长家的后门口，大伙儿闷不吭声，一起往田里走。野外还有——丝寒气，关键是露水太重，到处都湿漉漉的。村子里的鸡叫开始热闹了，此起彼伏。天也放亮了，来到麦田的时候东边已经吐白，有了几丝丝的红，是那种随时都会喷发的样子。没有人说话，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劳作的，反正就这么开始了。端方把手里的镰刀放在手心里转了两圈，第一个跳进麦田，有点争先恐后的意思。镰刀在端方的手里很轻，端方有力气，在中堡镇的时候，他能把一百九十斤的石担子举过头顶，一把小小的镰刀算得了什么。大概一顿饭的工夫，太阳晃了两下，跳出来了。鲜嫩的太阳就像铁匠砧子上烧得透明的铁块，在铁锤的敲击下，所有的光芒都喷薄而出。大地说亮就亮。端方在麦田里一马当先。已经把他的继父甩出去一大截子了。端方存心了。他要让继父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光会吃不会拉的软蛋子。端方的动作开始还有点生涩，后来好了，越来越利索，有了机械的、可以无穷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