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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时，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
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颇为漂亮的服装，头戴一个用色彩斑斓的秋叶扎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所有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下面，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殷切照顾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于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或至少感觉，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入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
他们把莎莉文小姐给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自己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瞧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的。我的心怦怦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
最后盘问结束，让我离开时，我觉得头昏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头嚎陶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没有听说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
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康贝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正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正好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
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小说给我念过。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儿童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小鸟和它的朋友》或许也在那时给处理掉了。
那时候，故事对我没有意义，但是故事中那些希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待老师回来后，让她讲解给我听。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也许是因为她一回来就开始阅读《方德诺小爵士》，使我脑子里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想及其他事。但霍布金夫人的确曾给我念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忘掉了很久以后，它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以致我丝毫没有觉得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更是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但是，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曾实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文字游戏了，我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侵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确实不是那些书中读过的句子。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予我鼓励，我也许再也不会去碰笔和纸了。
后来，我找来《霜仙》看了一遍，再看我那时写的一些信，结果发现我所用的字句和观点，与那本书有很多雷同之处，例如 1891 年9 月 29 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感情和语言与康贝尔小姐的著作一模一样。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像其他许多信一样，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和措辞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所渗透了。
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惟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正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同化，然后当作自己的想法一样把宇句再另写出来，这种情况常常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出现。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套用了一些现在已经遗忘出处但是生动又变幻多端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古迹，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是情有独钟。因而我在读书时，便特别细心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取悦于他的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在称赞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说：“饶有诗意。”
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是经由模仿和吸收，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
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 人组成的：4 个盲人，4 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 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