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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或许只能是非政府的人民公益组织和跨国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些尽管由国家构成；但成立后逐渐独立于国家之外、有自己独立理念的国际组织。笔者认为；聚拢世界人心中的善意并使它拥有现实力量；是摆脱因“国家理性”而造成的国际关系困境的重要出路；因而也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后现代主义者是“中心”的坚决反对者。而在当代世界；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确实受到了挑战；某些问题由非国家机制来处理看来要好过由国家来处理；或者离不开非国家机制的协调。而国内NGO和跨国NGO的存在；其意义在于抑制、制衡国家的霸权和推动国家所不愿或懒于推动的跨国公共行动。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但这个主体通常也是自私、短视和褊狭的；例如在《京都议定书》争端中；大多数国家都努力去争取多一点废气排放的指标（原因一）
；这在一个有良知的人和普遍的人类那里是难以容忍的（原因二）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普遍的人类就应当建立自己的权力机制和跨国工作网络来制衡国家的自私、短视和褊狭。
（三）对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做双重阅读并广泛发掘全球地方智慧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在“科学化”的旗帜下；自作主张地将本来是为美国自己服务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照搬过来；并且应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这种理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单边的立场着重研究“双边性”问题；而较少关注第三方或世界上沉默、“不相干”的大多数（或许是为了简约）
；以机械论、物质化的观点来研究国际关系的现实。照此逻辑下去；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上终将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当然；为了摆脱作为“历史客体”的“百年屈辱”；为了“复兴”自己主观建构出来的历史上的“盛世”；中国人似乎并不介意成为自己所声言反对的对象。
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进行挖掘和思考。＇20＇据笔者的理解；这个本源就是现代性。依照后现代的主张；必须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做双重阅读和解构。我想陈乐民先生所说的“注意”；不会是朝觐式的单重阅读；而应当具有后现代的批判内涵。
后现代的武器可以来自现代以后；也可以来自前现代。前现代的、地方性的智慧都可以用来“后”（这里是动词）那个“现代”。因此；我们中国人在参与全球新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的建构时；可以在批判性吸收包括现代性、后现代在内的西方精神资源的同时；努力挖掘中国的和世界上其他沉默的、边缘的国家的独到的精神资源和地方智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把我们司空见惯的白色分成许多种；他们注意到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物的差异；这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视角和知识）
；进而向世界贡献出有价值的理论言说。
（四）探索国际关系的文化—精神层面
后现代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理论；这是它的学科特长。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视角和观念来重新审视和解剖国际关系。
知识与文化互相“越界”和“混杂”的加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世界政治的面貌。尽管难以获得非常清晰的知识与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因果链条；但这种影响是始终存在的。文化使国际关系的权力公式更为复杂。下列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起点：
1。
批判：文化（知识、话语、文本）的实质是权力的重要工具；总是充满人为因素；都有遮蔽事实、制造神话的一面。当今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更加注重行为的合法性；都在知识和话语上下功夫。因此有必要保持文化—精神上的自主性；对国际关系文本、话语；国际关系的学术史以及各种主体对“他者”的建构进行双重阅读；以探究其中被遮蔽的内容和动机。并且笔者认为；知识的解构与知识的积累、增长不是负相关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
2。
研究：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和分析层次；随着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时代与跨国关系时代的到来；文化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穿透力日益上升；完全可以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分析系统。文化本身、文化间的互动、文化的格局都将影响行为者的行为；而文化上的误解、僵硬的二元对立和互相拒斥则可能带来惨重代价。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国家的物质权力；也要关注国家的文化建构取向与文化的跨国互动；关注文化“软权力”对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意义。当代世界文化的混杂性、认同的流动性、文化上普遍的跨国越界行为都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3。
行动：在多元竞争的世界文化—知识格局中寻求良性互动。当代世界的文化等级格局暗合当代世界的权力等级格局；强者不断进行观念领跑和建构话语霸权；弱者则甚至不能自己表述自己；对强者存在物质、精神上的双重依附。但世界的文化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上的中心—边缘局面是流徙不居的。我们要争取以实力派的姿态在世界上做知识、话语的领跑者；同时也成为霸权话语（包括自己内部的霸权话语）的制衡者和怀疑者。因此；我们要重视文化上的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建造；同时应当允许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坚守边缘、质疑中心的学术生态存在。最后；基于文化的流徙性与混杂性；这些工作应当是在世界文化—知识网络中进行的；换言之；要加强同世界上所有地方、所有角落的学者和知识资源的交流与互动。
4。
追问：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和实践中应当保持精神和价值上的追问。大卫·雷·格里芬认为；现代思想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对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这一点估计不足。＇21＇我们的国际关系观念中是否也缺乏一种“宗教性（它不一定要附着于宗教）的存在”？
我想；这可能是后现代主义对我们这个学科的最大的启示。理性只能提供有限的答案；这个世界需要解释；也需要启示。
五 余论：后现代帝国、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个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本体样式上已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后现代变异；并且这种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会加强；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内部变异和修正以维持自身的活力；这种变异和修正可能会增强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
（一）后现代帝国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论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J。 A。
霍布逊、列宁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萨义德等人也对殖民帝国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然而时代的发展使后现代主义和它的批判对象之间也发生了“越界”；并形成了“后现代帝国”这一奇特的组合。
关于“后现代帝国”有两种引起公众注意的表述。一种是罗伯特·库珀提出的欧盟模式。他认为欧盟身处的后现代体系不是依靠势力均衡；也不强调主权或国内国外事务的区分；在这个体系中各个成员的内部事务可以互相干预。后现代体系的成员们不会考虑互相侵略；只有外部的现代和前现代地区会对它们的安全构成威胁。新帝国模式包括自愿型帝国主义（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与邻居式帝国主义（如欧盟）
。＇22＇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对库珀的观点可以不屑一顾的话；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后现代帝国”论述则给后现代主义者带来了当头棒喝。这两位作者怀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会走入死胡同；它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那该怎么办？事实上；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23＇
这两位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和逻辑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已具有完全的“免疫力”。换言之；这种新颖的权力结构和逻辑本身就是后现代的样式。实际上；这个帝国本身也正致力于扫除主权的现代形式；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者所推崇的许多概念在现今流行的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中得到绝佳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