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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去，是你的，”我说。
他看着我不说话。
“喝吧，喝个够！喝醉了你儿子肯定会复活的。喝！”
我把几瓶酒的瓶盖全打开，把酒瓶递给他。他像是要笑的样子，但笑不出来，还是沉默不语。我把瓶子逐个丢到窗子外面，他仍然没有反应。瓶子在窗外打碎的声音，声声砸在我的心上。
拉德玛纳挪动身子坐在床边，久久地把脸埋在我的膝上。他终于抬起头来望着我。
“原谅我吧，”他说。
我点点头。
“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我说，“其实这些事都可以用我们的理智去处理。”
“是的，”他回答说。“对不起，”他又说。
“没关系，”我安慰他说，把身子挪近他。“我理解你的感情，但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
他不说话了，猛然从座位上摔下来。我以为他又像昨晚那样睡着了，但见他浑身发抖。
“我怕……”他说，声音很微弱。
我把他抱紧，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发烧。我让他躺在床上，他还在喃喃地说：“我怕……我怕……”我打电话给住在隔壁的一位医生，请他过来帮忙看看拉德玛纳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我用冷敷布敷在拉德玛纳额头上。
“他只是累了，”医生说，并为拉德玛纳开了药方。
“和我们孩子的死亡有关系吗？”
“那是正常的。这服药可以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
也许拉德玛纳所需要的正是休息。他把心思过于集中在儿子身上，无法解脱。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从酒精那里寻找解脱。说不定朗肯身上早就从他爸爸那里继承了吸毒和喝酒的遗传基因？但愿不是如此。
医生走后我就立即出去买药，并喂拉德玛纳服药。同时还继续为他冷敷直到退烧。
几天之后拉德玛纳的身子稍有好转。他提出要为玛尔娃蒂扫墓，顺便整修朗肯的坟墓。我只是点点头。他要求我待在家里。他一走，我就走进朗肯的房间，一眼看见玛尔娃蒂的相片。我仔细地观察着那张遗像。那位戴眼镜的美人看来样子很凶，眼光直视我的眼睛。我想转身走出去，但动弹不得。
“我让你失望了，”我轻声地说。
我似乎看到她的眼光变柔和了，向我眨眨眼，还朝我微笑。我很吃惊。不！我又重新看了那张照片。不！照片还是跟原来没什么两样，没有笑容。我用手背揉揉眼睛，照片里的她又好似向我微笑，并仿佛对我说，“不是你的过错。”我感到头晕，四周都在摇晃。我气喘吁吁地走出房间，冷汗湿透了我的脊背。我目睹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母子之间的感情交流。也许相片里的她并没有向我微笑，但我确信我刚才经历的事是实实在在的。
晚上从墓地回来，拉德玛纳好像又恢复了活力。有关被他荒废了的工作他谈了很多。然后他要我陪着他坐在电脑旁边，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和我讲话。我不知道他这时候如何能集中精力工作，我也纳闷他怎么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难道他也看到了我今天看到的情景？我不敢问他，生怕又勾起他对亡妻的回忆。
第二天下班时，他带回了一个毛料制的小洋娃娃，塞在我的怀里。
“干吗呀？”我莫名其妙地问。
“你不想怀娃娃吗？”他反问道。
我咯咯地笑。想，怎么不想呢？我在心里回答说。我立刻猜想到拉德玛纳也一定看到了我昨天目睹的情景。一根非常坚韧、牢固，而又柔软，几乎看不见的红线系着母子俩的心。我没有问过拉德玛纳是否从玛尔娃蒂的微笑中也看到了这根红线，这个问题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相信我了？”我问道。
“相信？相信什么？”
“相信我能够教育好我们将来的孩子？”
“干吗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
“我认为生孩子容易，抚养孩子却很难。当今时代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的孩子应当具有应变能力。”
“那不是我几年前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吗？”
“是的，我说对了吧？”
他点点头。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又说，“我对我在银行的事业是有抱负、有理想、有期望的。”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我懂，就像我那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孩子的家庭教育应当由我们俩共同承担，是夫妻俩的责任，不能一味地甩给妻子。”
我笑了。
“你笑什么？”他问道。
“为了表达你这个意思，还有必要借助于洋娃娃吗？”
这下轮到拉德玛纳笑了，长时间的笑。
“你现在准备好了怀自己的娃娃了吗？”他问。
“如果我反过来问你，你怎么回答？”
他又笑了。
“我是认真的问你的！”我说。
“认真什么呀？”他还在笑。
“不要笑了！我严肃地问你，你又想要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拉德玛纳的笑声戛然停止。
“你呢？”
“我问你呢，”我毫不让步。
他沉默着，看来陷入了深思。过后便轻轻地说：“我想朗肯的事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再不会让我将来的孩子也像他那样。”
“还有你自己，”我又补充了一句。
“对，特别是我自己。”
看到他那孩子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个不停。
“可是，”他打断我的笑声说。
“可是什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准备好了，”我简短地回答说。
“现在？”他咄咄逼人地问道。
“现在，”我回答说。
拉德玛纳二话没说，一下把我揽进怀里，抱入卧室，我顿时觉得自己在空中飘啊飘啊。我还看到那个小洋娃娃孤零零地躺在桌子底下。
硝烟
玛丽莎·西尔弗
刘宏/译
我父亲拿着一把枪不愿从房子里出来，这是一个警察正通过电话告诉我的。他是我在高中时的男朋友。我有近二十年没有和这个叫鲍比的男友联系了。但他那断断续续的笑声却让我羞红了脸，使我想起高中恋爱时长久的默默相对和短暂的欢悦。
鲍比仍在说着，银行已取得了我父亲那座在沙漠中的房子的产权。因为他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转而把这块地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沙漠住家现在又变得时髦起来了。杂志上的文章说它复古，好像一直藏在沙漠里似的。
“他还没向别人开枪，”鲍比继续说，“但警长准备来硬的。”
“什么意思？”
“扔两枚催泪弹进去，逼他出来。”
“天哪。”
父亲自从我十岁那年离开我和母亲后就独自住在那座平顶的木屋里。在他开车离开前，我母亲把他叫到身边教他如何使用洗碗机，他却沉默得近乎粗鲁。他是那种不会为别人做些什么的人，并非他自私或小气，而是因为他对完事后别人的感激感到不舒服。
鲍比告诉我他在那次营救那位名叫辛迪的妇女和两个小孩中立功被晋升为警佐。
“真是好消息。”我说。我的目光落在起居室中简陋的装饰上：一幅我从没看过的香港武打片的无框招贴画。这画是一个邻居搬走后扔在街边被我发现的。
“爱莉丝，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你，在那部讲希腊英雄的片子中，一点都不像你。”
我微哂，立刻知道他指的片子，我曾在一部讲一个古代大英雄的电视剧中演一个小角色。“那是八年前的事了。”
“你上电视时应该让我们知道。”
“我不常演电视剧。”
“那你播放时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显然，他没有听懂我的话，或许这是家乡的人们对愤世嫉俗者固有的忽略方式。我在洛杉矶待了十七年，但我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当演员。
“你现在还演电影吗？”他问。
“我为电影配音。”
“哦？”他怀疑道。
“你看过《泰坦尼克号》里乘客落水的场面吧？”
“你为《泰坦尼克号》配音？”
“一些乘客落水时的尖叫声是我配的。在餐厅那一景中吃东西的声音也是我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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