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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对某些人爱情可望不可及，是人生的奢侈品，维安和美惠子对此有同感，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两个异乡人，在东京这座华美光洁却又无比冷冽的大都市相遇，他们同龄同文化有共同的成长背景，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气息相投，之间最有可能发生爱的故事，但是，生活再一次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故事却没有发生，或者说，是以东京的方式发生着，是的，在这两个上海裔东京人之间什么都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除了爱情，在他们相遇时它就逃逸了，这让维安有些伤感，当他独自一人在画室阅读的某一刻。而美惠子是没有时间伤感的，每天戴起面具生活的人生在消耗她的心智，她连伤感的力气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彼此对于规则的尊重，令他们在往后几年，能够心平气和又不失真挚地相处。
现在，维安坐在去鲁易家的车上，心里仍有按捺不住的急切，车窗外的上海街景以令人轻快的节奏在他眼前流动，他的眼睛有些潮湿，只有这时，他才感到他的肉身也同时进入了流动中，好像，这一年里他身体里的部分场景在沉睡，此时此刻复活了，在去鲁易家的路上复活了。
如今，鲁易的家在城市西区边缘，那是鲁易夫妇顺应开放潮流购置的商品房，他们有了孩子，维安回上海的日子，阿宝便把儿子的卧室整理干净，把床上的卧具换一套，这房就成了留宿维安的客房，是的，鲁易和阿宝的住房宽敞多了，各种功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实现，书房客厅卧室各得其所，他们在客厅里安放了长餐桌，餐桌旁客厅一角是时髦的旧柚木角柜，夜深，他们可以坐在长餐桌旁喝酒，角柜里放满了酒，但是维安却失落极了，他宁愿回到浦东的小房间，他们坐在十尺见方的地毯上喝着罐头啤酒，那一刻，东京生活多么遥远，多么隔膜，多么值得一谈。但现在，一间又一间房，他们的孩子，还有不断进来的电话，鲁易几乎成了专职电影编剧，阿宝在做进口药品的营销，他们必须努力挣钱付房屋贷款，是的，上海已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化了，简单生活才有的清闲已丧失殆尽，“不过，我们仍然保留了支配时间的自由。”阿宝以某种庆幸说道。在维安到来的日子，他们尽量回到过往的生活节奏，却已无法避免种种干扰。
而上海又成了不夜城，不同风格的酒吧一间间地开出来，那些曾是高官行宫的豪华的殖民时代的深宅大院现在向民间开放，成了收费昂贵充满异域情调的夜生活场所，这个越来越图片化越来越标志化的城市，正放肆地展示她曾经隐藏起来的某些暗疾，比如她的嫌贫爱富的势利，她的崇洋媚外的奴性。她的确有点让人讨厌了。
鲁易和阿宝自从有了儿子，便放弃夜生活，拖家带口，也早已失去旅行的便利，这令维安想起来便窃喜，是他自私的喜悦，鲁易家的安定使维安有回家的可能，虽然这是他人的家，但对维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安心的驿站，无论走得多远，他都要回到这里休息。
夜晚，等儿子睡熟之后，他们和维安坐地铁去市中心的酒吧，在衡山路的酒吧街，维安和鲁易阿宝一样眼生倦意，这里有菲律宾或者拉丁歌手轮流驻唱，总之音乐倒是非常热带，但酒吧特有的叛逆气息却消失了，客人们多是在公司里磨钝了个性的新一代职员，带着些盲目的沾沾自喜，穿着流行的行头，说着流行的语词，喝着流行的酒，让这三个已不年轻的成年人暗自叹息，青春在这个城市越发的庸常和陈旧。他们一晚上换了至少三个酒吧，仍没有找到他们需要的气息，而维安在这种地方像患上失语症，竟找不到故事的源头。
他们回到家才开始真正的喝酒，在鲁易收
藏的几千张VCD和DVD片子中，维安翻找着他留恋过的旧电影，他找出舞剧电影《白毛女》播放，他们三人坐在沙发上喝兑了汤力水和冰块的金酒，一边观赏这出在六十年代流行得非常热烈的革命芭蕾舞剧，但只看了一个开头，他们就无聊了，阿宝不断打着呵欠，鲁易索性离开电视去厨房重新兑酒，维安感叹，这是旧时代的语汇，一直要到现在才发现，对她的厌恶远远超过对她的怀恋。
鲁易端着三杯酒从厨房进来，阿宝把音量按到零，让画面空白沉寂，他们三人又坐回餐桌，维安告诉他们，他已经有多个月不去居酒屋，雷蒙因男友卷入黑社会纷争受到牵连，而因此引发她的非法居留问题，雷蒙被驱逐出境。直到雷蒙被驱逐出境，维安才想起雷蒙曾暗示他，假如维安愿意与她结婚，她将不再有法律麻烦。但当时维安觉得这将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没有接雷蒙的口。雷蒙事发，维安就有些后悔，他觉得他本来是可以帮到她的，但美惠子不以为然，她提醒他，你只是“千语”的客人，你对我们任何一个都不承担责任，喔，美惠子这样感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谁也救不了谁。
雷蒙的非法居留让居酒屋的其他非法居留的小姐都自动规避，“千语”一下子失去好几个得心应手的小姐，生意受到影响，那正是日本经济最低迷时期，“千语”的租期也已经到期了，美惠子关了店门，又做回银座深夜酒廊妈妈桑。可是维安去银座已不方便，这其中也包括经济的原因，受东南亚经济风暴的影响，这两年他的画不那么容易出手，当然，他的资助人丹次郎仍是他作品持久的收购者，丹次郎持续收藏着维安的画，他真的相信维安的画是保值的？这一点连维安都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维安的夜晚几乎是在阅读和音乐中度过，偶尔也去一次居酒屋，当然不再是“千语”，这样的夜晚怎能不让维安无比惆怅？
在上海鲁易的家，有些夜晚，鲁易和阿宝为他们各自的事情奔忙去了，维安便带着他们的儿子本去餐馆用晚餐，那些服务生打量着维安和本，以几分羡慕的口吻赞叹道，噢，儿子和爸爸一样酷！维安突然就涌起强烈的父性，他给本剔鱼刺剥蟹壳。这个假期，他经常带本去餐馆，本喝雪碧，维安喝啤酒，他在暗暗享受这一幅“父子乐”图景。本称他为“酒叔叔”，他在一年级的周记本上写道：“我有个酒叔叔，他回日本去了，我很想念他。”
在东京过着独居生活的维安又有了结婚的冲动，这一次甚至还没有结婚对象，维安自问，我真的已经老到只想要一个儿子？是的，维安四十岁了，在不去居酒屋的夜晚，他想望当个父亲。
“当他说话时，他正笑着，翻过身去寻找那将不存在的自己。”约翰·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是用这句话结束他的故事的。
光裸的向日葵
沈东子
狼 烟
人的命运是很偶然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呱呱坠地，以后就会对世界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些结论有的欢喜，有的忧伤，各有各的道理。可是如果忧伤的灵魂在一个时代占多数，那这个时代必定是黑暗的，也必定会有许多忧伤的眼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西班牙人乌纳穆诺说，做西班牙人是人世间最沉重的事。墨西哥人富恩特斯说，墨西哥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与美国为邻。他们这样说，必定会有他们的理由，只是那理由，离我们很远，甲为很远，也因为凡人缺乏跨越时空的领悟能力，所以我们日不出里面的苦涩。
要是有二个中国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最伤心的事，就是连空气和阳光都要怀疑，怀疑空气里是否有氧，怀疑阳光其实来自月亮。你说其他国家的人听见这种说法，会明白其中的苦痛吗？或许经过解释后会明白，但谁来解释呢，谁愿意把人生的苦痛整天挂在嘴上？何况能挂在嘴上的东西，不会太苦。
你觉得自己一生最大的隐痛，就是从未见过长城上的狼烟。你本来想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隐痛，是有一位信奉超验主义的母亲，身为她的儿子，你一生都在超验和现实的漩涡中挣扎。可是你不能也不愿说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