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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到砸家具的声音……
羊牯子蹲在家门口听着破碎声不敢进屋去，他现在最恨自己的就是当初下那么大的决心想办好乡政府食堂。他真是想不到如今的官饭这么难做，他真是比猪还蠢！
风风雨雨的日子总算过到了年边，羊牯子不顾大雪，在外面忙了好些天之后，他回到乡政府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不想掏钥匙开门，而只想把今天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地烙进记忆里。他抖了抖身上的雪，有雪掉进衣领里化成冰水，和他遇到的世事一样，使他冷得发抖。他站在家门口望院子里的树，树都被大雪压弯了腰，羊牯子很可怜那些树，他觉得自己也很像一棵被大雪压弯了的树。羊牯子妻子不甘受那种玷污，终于和他离了，孩子判给了女方，今天她来搬家具。痛苦到了极点，离解脱也就近了。羊牯子等待着痛苦的极点，也等待着解脱。
一辆解放牌卡车从雪地上滋啦啦地碾进乡政府院子，轮子在白净的地上碾出一个污脏的黑圆圈，然后靠近羊牯子的家门口停下。儿子从驾驶室翘着屁股爬下来。妻子的娘屋那边来了些人，也从车厢里扑扑通通地往下跳，都不再跟羊牯子说话，以前是亲戚，现在不是了。
判给女方的家具今天都要搬走，而不判给女方的家具，羊牯子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因为在法庭上，法官怎么说他就怎么点头，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那些东西归谁所有，而是想着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好儿的一个家庭就这么妻离子散了。
儿子走过来，拉住羊牯子的手说，爸，你今天帮我堆个雪人玩。
羊牯子脚手僵硬得像木棒地蹲下去，两眼潮润地搂了儿子说，好，爸给你堆。
羊牯子从壁上取下一个尖顶斗笠戴在儿子头上，自己拿了铁铲就在门口堆起雪人来。门口就是篮球场，全是白茫茫的一地雪。车子就停在篮球场边上，家里的东西就从他身边搬过，他一概不管，只要妻子想要的她都可以搬走，羊牯子连看都懒得去看。将她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那点儿钱全都扯进食堂了，自己又和老四有了那事儿，欠着她的多呢！
雪人堆起来了，像一座汉白玉雕塑，只是造型太有点儿漫画了：头很大很肥，身子却很小。羊牯子用胡萝卜做了雪人的鼻子，用两粒黑木炭做了雪人的眼珠，用两块红薯片做了雪人的耳朵，用一片樟树叶折起来做了雪人的嘴巴。这些怪形怪状的器官一直让儿子笑个不停。但是，当羊牯子用红墨水在雪人的鼻洼里滴起一串红泪时，儿子皱起眉头跟爸说，爸，你错了！
羊牯子说，爸没有错！
儿子说，爸你错了！快要过年了，雪人应该高兴，不会流泪。
羊牯子说，儿啊，你错了，他高兴不起来，越到过年他越是高兴不起来，他要流泪。
儿子问，那是为什么？
羊牯子说，他有想不通的事情。
儿子问，他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呢？
羊牯子说，他想不清为什么自己做不成好人了。
儿子问，那为什么眼泪是红的？
羊牯子说，他太伤心了。
儿子问，伤心了眼泪就会红？
羊牯子说，伤心了血就和着眼泪流出来。
儿子睁大着眼看着父亲，就像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大海。儿子不明白父亲的事情。
家具搬完了，妻子哭着叫儿子上了车。
汽车驶出大门时，儿子朝羊牯子挥手，说，爸爸再见。羊牯子也朝儿子挥手，说再见。羊牯子不知自己要到哪一天才能和儿子再见。
车子走远了，羊牯子仍站在雪地里望着红泪雪人发痴。
这日子，乡干部又都坐下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今年羊牯子不仅挨了批评，还宣布他下岗。
总结会开了一天。第二天就是分年肉。一早起来，干部们就砍了串年肉的棕叶来，又扛来了杀猪的盆子和四脚板凳，做好了杀年猪的一切准备。但张书记到猪圈门口一看，几头大肥猪一夜之间全都无影无踪了，只见猪圈里丢着一把八磅大铁锤，锤上沾满了发黑的猪血。这让人想起来很可怕。羊牯子当时一定是发疯似地扬着那把八磅大铁锤狠狠地砸在肥猪的天灵盖上。于是干部们议论着昨天深夜好像听到有猪叫过几声。张书记到羊牯子门窗外往里看了看，屋里根本没有人，连床上的被子也卷走了。张书记踢着串肉的棕叶跟大家说，杀个卵子年猪！分个卵子年肉！
干部们明白这事儿之后，一个个地骂着娘失望地离开乡政府回家过年了。
这时候老四进乡政府来了，她径直走到陈委门口，悄悄地把一个存折递给陈委，叫陈委转交一下，说这是羊牯子卖猪的钱。陈委接过一看，存折写的是羊牯子妻子的名字。陈委有些感动。
老四又说，羊牯子给你和小姚、文化辅导员每人留了五十斤年肉，放在我们酒店里，你们自己去拿。
陈委感到吃惊，说，他把猪弄哪儿去了？
老四说，昨夜里他把猪打死后用板车拖进城里去卖了。
陈委问，羊牯子他哪里去了？
老四说，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陈委说，好好的一个炊事员啊！
情欲艺术家
唐 颖
给L。F对这些特殊的人来说，在酒瓶、桌椅之间安度过的时光没有一点慰藉。约翰·霍克斯《情欲艺术家》
维安的冷漠寡情成了他与家人日渐远去，或者，仍然保持联系的方式。他居住在东京，每年秋天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两天，说聚餐一二次更为确切，因为有时，在第一天的餐桌上他便与家人发生争执，通常是从那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开始，这一次他刚在餐桌旁坐下，他父亲突然坚持要维安给他倒杯茶，他说：“我把你养大，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做这么一件小事。”这已经不是要求而是谴责，维安不响，作为妥协和反抗，他起身倒茶，坐下吃饭，然后拿起还未打开的轻便行李箱坐上出租车去了酒店。
酒店是租界时代留下的老饭店，就在外滩旁，房间的窗下就是外白渡桥，这座建于1907年的铁桥，曾经连接了英租界和苏州河对岸的美租界，至今仍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那是一座黑色的铁桥，远远看过去，简洁的钢铁线条纤细地镶嵌在那一栋栋堂皇富丽的石头建筑中，犹如美丽的铜版画。在今天的怀旧热潮中，她旧得时髦颇富艺术气质，她与外滩三十九座旧建筑如此融汇贯通，相得益彰，对于维安，桥比自己的家更有归属感，虽然他的家就在桥的北端一里路之内。
住在老饭店的好处是，维安能以最简便的方式亲近外滩，白天或黑夜他随时可以在应该是堤岸但早已筑起防汛水泥墙的长堤旁散步。在禁欲的时代，这里曾是著名的情人墙，情人们沿着堤墙面朝江水密密排列伸展，宛如整座城市是间囚房，他们以浪漫的名义趴在囚牢的墙边朝自由的天空仰望。那时维安还是个少年，他曾朝这些渴望突破防线的年轻男女扔小石子，对于他们，他是身后那个严厉冷酷的市民社会恶毒唾沫飞溅的一小粒沫子。他们不知道，他和他们一样憎恨这个像囚牢一样的城市，只是他找不到突围方式。
至今西方人仍习惯将外滩称为Bund（印度语：堤岸），1845年，英国领事手持上海道台颁发的《土地章程》，领了五十名英美商人和传教士来到外滩，按《土地章程》规定，租地西人应在临江建筑与涨潮线之间留下二丈五尺宽的滩地供纤夫和行人往来。然而从马车到汽车，一百五十年间，外滩在膨胀，二十米、五十米、八十米……建筑轮廓线升高，两层、五层、十七层……一个现代城市，便这样向水平和垂直方向拓展。
维安已经离开上海十五年，如果说这个城市还有什么令他魂牵梦绕，就是外滩了。这差不多成了他在异地寄居唯一可以骄傲的资本，他的商业画廊里的画，便是对巨大的外滩微小片断的描摹，他的细密的笔触寄予了过于强烈的情感，使得画面的色彩呈现失真的明亮，而降低了画的品格，可是，它们却取得了商业成功，购画者多是不动产商人，那些看起来有些拙讷，形象偏向委琐的半老男人，他们对着维安的外滩热泪盈眶，这么多年了，维安仍然无法辨别这泪水表明他们的感悟还是愚钝？
而维安因此获得了富人丹次郎的长期资助，他向维安提供住房画室及生活费，每年维安为他画几幅画，丹次郎把维安的画带到名流客厅，在东南亚经济风暴还未袭来的那几年，维安一年有二千多万日元收入，用这些钱足以置房租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