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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13＇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13＇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敬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不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这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不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怀，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期实未得为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庥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录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洽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 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