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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月蚀”同弑君拉扯在一起，牵强附会。因此要考察《月蚀诗》的政治背景得回溯到元和五年（810）前后去。
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领恒、冀、深、赵四州）
王士真死，长子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待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他不顾群臣“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旧唐书·宦官传》）的反对，任用自己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结果威令不振，士无斗志。各道统兵将校受宦官指挥深以为羞耻，不肯齐心竭力，战势完全陷于被动，号为“骁将”的神策大将郦定进被叛军所杀，诗中“恒州阵斩郦定进”云云即指此。整个战事损失惨重，期年无功。第二年，唐宪宗迫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吐突班师而返，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等极论吐突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只降其为军器使，旋又因罪出令监淮南军，但不久又诏回京师，官复原职。唐朝自玄宗后期始，宦官的势力慢慢滋长，元和之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唐宪宗在位十五年，始终宠信宦官，最终身死阉竖之手。当时有识之士，诸如白居易、独孤郁、李绛等朝臣，对宦官弄权的危害，都看得清楚，屡有书谏。诗人卢仝则以独特的艺术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忧惧和警告，并且不幸而言中：“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卢诗可以说因月食而发，联及“恒州兵事”。但是，正像能用“月食”的天文现象来包容本诗的全部内容一样，也不能用“恒州兵事”的历史事实来直解本诗的丰富内蕴。即不能囿于“本事”。
卢诗有云：“岁星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董者董贤，西汉哀帝幸臣；秦者秦宫，东汉将军梁冀之嬖奴，皆以善媚取宠，显赫一时。黔娄生者，春秋时齐国高士，因为不求仕进，死时穷得连遮体的衾被都没有。诗人把董秦和黔娄生的际遇作鲜明的对比，用意是深远的，使人想到诸葛亮《出师表》上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总之，我们可以说卢仝的这首诗，乃是借虾蟆食月的神话讽刺宦官弄权，“讥切”所至，切中中唐政治之弊。
全诗可以分作五段。第一段和第四段描述了诗人所看到的日全食过程。第一段从“有物吞食来”到“当天一搭如煤炲”，描写月食的初亏、食既和食甚。
皎洁的月光消失了：“平地埋寒灰”（《尔雅·释名》：
“月死为灰。”灰，晦也）。原本“火龙珠”似的月球，被某种怪物吞食了，整个天地象煤炭一般漆黑。第四段，描写月食的生光、复圆：“ 初露半个璧，渐吐满轮魄。”这两段诗，描述了日食的全过程及其自然景象，层次清楚明白，形象生动，既有环境刻画，又有气氛烘托，更注重诗人感受的表现，如“磨踪灭迹须臾间，便似万古不可开”之类。一切都是以诗人主体的艺术感觉为中心的有机整体，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据天文学的有关记载，整个月全食的过程，从初亏到复圆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最长的近四小时之久。
其间从既食（月亮最后一点光芒被地球本影遮挡的瞬间，即全食开始）到生光（月亮光芒重新露出的瞬间），所需时间通常达一个半小时多。这是一段“空黑”，作者便腾出笔墨来洋洋洒洒地写了两段文字：
“玉川子洒下”，“玉川子又洒下”；情感强烈，议论妙生。这便是全诗的第二、第三段。
我们注意到，第一段写月亮被“有物吞食”，但此“物”是什么作者没有说明，这是一个伏笔，悬念。第二段即以“念此日月者”领起下文，对“月食”的三种说法作了考察。第一种为阴阳家的说法，从今日天文学角度看有一定道理，但作者不取，因为这同诗人把日月比作天眼的基本艺术构思相抵触。第二种说法因老子的理论而生：“吾恐天似人，好色则丧明”。然而现在幸非春时，“万物不娇荣”，“花枯无女艳”，这个疑虑可以排除。诗人取第三说法：“食月虾蟆精”。《史记·龟蓍传》即云：“日为德而君于天，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俗称癞蛤蟆）。”月宫蟾蜍（即虾蟆）更是家喻户晓的古老传说。诗人强调的不是虾蟆食月本身，而是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
“如此痴騃（愚昧无知）阿谁生？”作者认定它原是小小虫豸，其“化成”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当其初生之际，虽有“二帝悬四目”而不能为祸；既长，虽有尧天十日为患，却不能为民解愁。当食不食，何其痴騃，而今不当食，却食天之眼以养其逆命，又何其“奸非”！诗人最后说：“ 安得上帝请汝刘（刘，刑也）！”盼望将食月的丑类绳之以法，这使人想到段平仲等人请斩吐突以谢天下。
如果说第二段是向食月的虾蟆请刑问罪，那末第三段则是对整个天官刑法不修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从根本上说这是虾蟆得以养成为患的更深刻背景。在古人看来，天、地、人是相通的，天上的星像和地理分野、国家制度以至人世兴亡治乱都有一种神秘的关联，天文和人文是密不可分的。司马迁的《史记》有《天官书》，“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司马贞“索引”）。天官有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等名目，国家制度和朝廷职官的设置是与之相应的，所谓“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位，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张守节“正义”）。
第三段正是在这种天文观念的基础上作艺术构思和想象的，诗以“告诉帝皇天”领起全段，对刑政失修、奸非为乱提出指责，表达了自己惩除凶顽、整顿纲纪的强烈主张。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解读。
首先，第一个层次指责四像二十八宿失职。东方苍龙七宿“月蚀不救援”；南方朱雀（火鸟）七宿“毒虫（虾蟆）头上吃却月，不啄杀”；西方白虎（攫虎）七宿偷吃祭品，对虾蟆食月的逆行“似见不见”，孰视无睹；北方玄龟（寒龟）七宿：“藏头入壳”、“蛇筋束紧”，真是“高第良将怯如鸡”！对这些尸位素餐，贪婪胆小的高官显要，诗人以“地上虮虱臣”的身分，提出了激愤的质问，对他们表示了高度的轻蔑和深刻的诅咒。比如一向被人视为神物的玄龟，在诗人看来，除了肉可以和鳖一样一饱口福之外，死壳连做占卜的龟板都不够格！
接着第二个层次，对五星（他们与日、月合称七曜或七政），又一一作了谴责和评判。《晋书·天文志》说：“岁星（木星）以德，熒熒惑（火星）以礼，镇星（土星）有福，太白（金星）兵强，辰星（水星）阴阳和。”但它们都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天职，或主德不仁，或执法不中，或乖性为祸，甚至主宰法律，一手遮天。虽有“太白真将军”，但在天已“失一眼”的情势下、英雄无用武之地，“ 项骨脆甚春蔓菁”，号为骁将的郦定进，头颅被人割青草似的砍将下来。语言凝练、形象而有深意，将天文人事弥合无间，虚实相生，酿造了一种独特、离奇的艺术意境。
总之，天官全混乱了，诗歌进入第三个层次。诗人提出：“ 如今宜，三台文昌宫，作上天纲纪。”三台、文昌皆星名。《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史记·天官书》索引：
“文昌宫为天府”、“文昌精所聚，昌者扬天纪。”即，这是一个文臣荟萃、立法司政的机关。法立而令行，诗人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计划，即整顿体制，削减冗员，除了“二十八宿”、“北斗”之外，他如“弧矢”、“天狼”、“牵牛”（痴牛）、“织女”（騃女）、“蚩尤”、“天鼓”、“枉矢”、“天狗”之属（《汉书·天文志》：“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应尽行“拂除”，归併月光。诗人说，这种大胆的举动，似乎曾经有过，但不彻底，半途而废了，以至有今日月食之殃。这大约是诗人有感于宪宗对吐突的纵容姑息。诗人认为，要张扬纲纪，不立刑法，不除弊诛奸，那就是纸上谈兵。在这个问题上若软弱与徘徊，将有“郭公”之亡的悲哀，“善善又恶恶，郭公所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