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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同伴从初中至参加工作，同学共事长达十二年之久，他从未向我显露过他父亲的身份，在火车上给我讲了他在延安时和毛姣姣同在一个幼儿园的故事，说他的父母住在北京的木犀地，让我也到他家去。我听说过木犀地是中央首长们居住的地方，我才悟出他父亲是大官。今天也想不起来当时是什么心理因素作怪，出站后我直奔售票处买北京到兰州的火车票，同伴紧跟我到售票窗口，劝阻我到他家住一宿再走，说如果我不到他家，他的父母知道了会批评他的。他听说有晚十一时的车票，便说买上也好，此时离上车近有五个钟头，于是我去了他家。
同伴的父母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其父问我们怎么来的北京，在兰州参加的是那个造反派组织，当我们说是“逍遥派”时，好像松了一口气，仍表情严肃的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对甘肃的问题表态了，支持《红三司》，兰州军区已向下传达了中央的《八五文件》。据他所知，昨晚《红三司》到处在抓《革联》的头头。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是忧是喜，心情急切的想回兰州，饭后同伴把我送上了车。
这是一趟直达兰州的火车，列车始发时车厢里就有许多空位，到西安大部分人都下车了，过了天水，我坐的车厢只剩了三人，次日傍晚火车到达了兰州，但没有听到火车站的播音，下车后看到十几个车厢里下来乘客寥寥无几。走出车站，秋风瑟瑟，传单、纸霄、大字报的碎片到处乱飘，瓜皮等垃圾满街，路上行人很少，也没有见到一辆公交车，在苍白的日色下我来到了兰州大学的门口，几个戴《红三司》标志的人对我进行了攀问。我刚进组织部招待所的大门，服务员小高惊奇地对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对她说：“我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她接着说：“这几天《红三司》的人轮番不断的来搜抓《革联》的头头，见到‘甘待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拷问《革联》的司令到那里去了，人都跑走了，你们住的那两层楼都是空空的。”正说着我的一个早在六月份就远离兰州的同学，也茫然走进了招待所的大门。
这一晚，聪明善良的小高安排我俩住进了招待所的会议室，她以为这里不会有人来搜寻。午夜，一群手持长矛大刀的人闯进了招待所，让服务员打开招待所有的房门，没有见到“甘待生”的一个人，败兴而归时，有人说看看会议室。服务员打开会议室的门，第一个闯进来的是我在第十六章里写到的那个在野马湾打过黄羊的司机，我向他陪了一个笑脸，但他还是带有杀气的问我，你是那一派的？，我说和我聋子是一派。他认识聋子，也知道聋子是《红三司》下属的《韶山红》兵团的头。然后又指着我的同学问我，他是那一派的？我说他和我一样。就这样我骗过了这个省委机关《红三司》的司令，我和我的这位站队在革联的同学躲过了一难。有意思的是文革后，组织上调查我的站队问题时，我提供了三个调查对像，其中有我的这位同学，他证明我参加的是《红三司》，其他二人分别证明我参加的是《红联》和《革联》。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到底参加了那个组织，我肯定的告诉领导，“二五夺权“后我是独立的个人，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
熬过了这恐怖的一夜，也许《红三司》的人知道了《革联》司令的下落，或者上面有什么表态，之后再也没有来搜捕，但我俩还是战战兢兢地度日。八月十一日，省委机关《红三司》的司令又来到了招待所，见到我们再没有过问站队问题，只是见人就发一本由《红三司》甘肃省级统战系统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汇编的《中共中央关于甘肃问题批示的三个文件》的小册子，被称为“八五文件”，还和我交谈了打黄羊的经历。
从“八五文件”的产生过程不难看出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社会已经乱了套。“因为中央政治局有的人没有清理”，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没有完全揪出来，或被彻底打到，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继进行下去。
甘待生各自奔前程 姚妈妈乱点鸳鸯谱
在“八五文件”下达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于同日发表了题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正式的、公开的直指刘少奇。自后不久，林彪的讲话把中国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全国各地出现了好人斗坏人、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好人、坏人斗坏人的混乱现像，使社会秩序严重失常，各地不断发生冲击公、检、法，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事件；北京的造反派围攻外交部，甚至火烧驻华外交使馆，使外交工作陷入混乱，不少部门和地区的机关处于瘫痪；抢夺军队枪支，抢劫军火仓库、破坏交通，火烧房屋、抢劫银行、抢夺援越物资的事件也有发生；武斗进一步升级，出现了枪毙武斗中的“俘虏”事件
。此时的中国人真是天下大乱。
“八五文件”对甘肃的问题已经定格，大势所趋，《红联》和《革联》不得不承认现实。《革联》的名片“甘待生”已失去了斗争的方向，大势已去，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后很快的分崩离析。但《红联》和《革联》的工人队伍还是在本单位坚守着他们的阵地，进行着争夺单位权利的斗争，兰州市的大小工厂开始显露出内部的冲突。
“八五”后不久，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派进了军代表，对“甘待生”实行了军管。在军代表的努力下，逃散的“5408部队”、包括《革联》头目在内的“甘待生”在甘肃革命委员会成立前都陆续回到招待所，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天被派往成立大会的主席台前后维持秩序。这一天我在经过主席台的游行队伍中见到了我高中时的教导主任孔老师，曾任兰州一中的副校长，他手举着写有口号的小旗向我打了一个招呼。这位有恩于我的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饭票。半个月后我约高中时的同学去看他，经过兰州一中红卫兵的允许，见到他被禁闭在一个非常简陋，只能放一张床的小棚里，小棚的周围贴满了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还有一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述权威”的大副标语，小棚内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孔老师心情沉重，表情沮丧地告诉我们，他早已失去了自由，在这个小棚关了半年有余的时间，给他无须有的罪名很多，除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有“兰州一中的赫鲁晓夫”，“镇压红卫兵的刽子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他每天被关在这个小棚写坦白交待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写了一遍又一遍，说他还是负隅顽抗，死不悔改。孔老师还说他参加庆祝游行是造反派的特意安排，让他看看革命的大好形势，感化他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回来后就对他进行批斗，他已累的四肢无力，疲舸舻毓蛟诘厣希裁椿耙菜挡怀隼矗谑恰霸旆磁伞笔殖指直拊谒砩铣榇颍凳侨盟悦嫣跆崽峋瘢谷梦伊┛戳怂砩系纳撕邸�
一月后，军代表宣布了“甘待生”进行再分配的消息，心想如果分配到兰外很远的地方，在很难和孔老师见上一面，于是我又约那个同学去看孔老师，到兰州一中才知道孔老师含冤在九泉之下，然而“造反派”还是不放过他，在关闭他的小棚外贴着“畏罪自杀，死有馀辜”的横幅，看到这几个伤口上洒盐，死骨上踩脚的大字使感到不寒而栗，人世惨酷。
六四、六五两年，按中央的精神，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选拔了一批大学生集中在组织、人事部门管理培养，六七年又否定了这种集中待分配的作法，并说这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把待分配大学生称之为“修正主义苗子”。要尽快地把他们分配、疏散到基层锻炼改造。当时因“胡子兵”之事，社会上把“甘待生”说成是汪锋的“黑干将”。在“修正主义苗子”和“汪锋的黑干将”两顶帽子的压力下，“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都期盼早日分配到新的岗位，缓解精神压力。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首先冲击的是学校，自己中学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