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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东大汉还是那么豪放，他再三说，中国这么大，有近十三亿人口，能再次见面真是一种缘分。八年前他在洛阳车站下车时给我的印像他是一个商人，也许是缘分之情吧，我问他这些年生意搞的怎样？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五年前就把那顶推销员的帽子甩给了别人，自己办了一个企业，现在已发展到500 万元的资产，也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总。这次他专程从东北来到嘉峪关接他退休的舅舅，到他的企业发挥余热。说到他的舅舅，我就想起接触过的东北人，他们为大西北的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特别是在那不毛之地上建设了酒泉钢铁公司的东北人，尤为令人起敬，他们在瀚漠中创造了人间奇迹，由于他们的奉献，才有了今天的戈壁钢城嘉峪关市。
一路上和关东大汉谈的十分投机，提起了八年前在火车说的那些顺口溜，他说：“顺口溜虽然是些牢骚话，但还是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民意，有些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和现实，比如说工人阶级还是不是主人翁的那顺口溜编的就比较见底。”我说你说说我听，他脱口而出：
五十年代翻身解放，扬眉吐气；
六十年代共度难关，齐心协力；
七十年代领导一切，顶天立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低三下四；
九十年代分流下岗，朝不保夕。
这个顺口溜编的形像生动，虽然道出了中国工人阶级五个历史年代的地位和变化，但也有偏颇，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没有改变，新时期工人队伍的状况并不完全是那样。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指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八十年代以来，当知识分子也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工人阶级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问关东大汉：“你和你企业的员工算不算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关东大汉一时回答不上来，想了片刻说：“你说的是理论问题，我们生意人不关心这个，只要能赚钱，管它什么阶级不阶级的。”然后他还是引以自豪地说：“我原来是企业的产业工人，曾经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如今是不是就不知道了。”接着他反问我：“现如今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体、私营和民营企业创造的，你说这些企业的员工算不算工人阶级。”我说：“这是理论界还在争论的问题，我也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层面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经济形式多样化的今天，发生和发展着复合性、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群体。比如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属于那个阶级。当今在劳动力不断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突现的是社会的不同界层，而不是阶级。现时代的人们以与时俱进的思维寻找着自己的社会位置，你的社会位置是民营企业主。”我又半开玩笑说：“不过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当成是新兴资本家，反而有可能还会登上政治舞台。”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非公有制的经济群体中，将会涌现出更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巨富，他们将会在国家，更多的是在地方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的这些话把关东大汉说的心里乐滋滋的。但他还是谦虚的说：“混到这一步对我来说已经不错了，该知足了，不问什么舞台和角色，能够与时俱进也就行了。”在这里关东大汉转移了话题：“
现在的人脑子活得很，跟着形势走，紧拉政策的手，就连编顺口溜的人也不僵化，现在又流传‘十种人’你听过吗？”我说：“不知道，没听过。”他又说起“十种人”：
一种人掌实权，点色玩美又弄钱；
一种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一种人大盖帽，勒索受贿有新招；
一种人假改革，国有资产兜里塞；
一种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
一种人是电霸，不给好处就拉闸；
一种人搞欺诈，骗来票子大把花；
一种人作田老，交了粮食收白条；
一种人下岗了，生活无着等低保；
一种人是盲流，不知何处是尽头
关东大汉说完《十种人》，我开玩笑说：“你的记性真好能说出那么多的顺口溜，将来你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问你宰没宰过人？关东大汉直爽地说：“曾经有过，想在我资产几百万，再干那事就钻到钱眼里去了。”相反的是我规范经营，照章纳税，却有人常找我的麻烦，今天抽样，明天检查，后天评比，那些爷们变着花招从我兜里掏钱，我能被少宰一点就够幸运了。我说：“看来办个企业也不容易，我知道所谓评比就是拿钱买荣誉，难道检查还需要花钱吗？”关东大汉苦苦一笑说：“你知道什么叫巧立名目吗？我再给你念段顺口溜你就知道了。”于是他又念起了顺口溜：
游山玩水称“考察”，胡吃乱拿称“检查”；
钱权交易称“下海”，贩卖户口称“开发”；
公款消费称“投资”，乱戴乌纱称“提拔”；
造成损失称“学费”，异地为官称“处罚”；
关东大汉接着说：“你看这胡吃乱拿都不是钱么！还有摊派、募捐、赞助、献爱心、搞扶贫等各种要钱的花样，有的拖拖就算完了，有的还得动真格的。我们的这碗饭也混的难着呢？”
社会的变革像大浪淘沙，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调整，它必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多的顺口溜反映了社会生活中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面前，老百姓发出了怨言，同时也对政府和公仆们深深的抱有希望，这时我想起了接受我葫芦赠的那两个县官，在六十年代，他们和众多的父母官一样，和老百姓共度难关，在人民的心里树起了共产党人的丰碑。火车快到武威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四十年前的那场灾难，老伴和关东大汉聆听着我的述说。
一九六○年的冬天，武威特别寒冷，头天从井里打来的水，一夜之间缸里就能结厚厚的一层冰。冬至阴极阳至，我的家乡有接阳的习俗，这天各家都把水缸或水桶盛得满满的，以求来年吉祥，粮食满仓，生活有余。冬至的第二天武威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足有半尺厚，我家的水缸就冻裂了；那间泥草屋里虽然有热炕，，屋顶上早晚还是挂着冰霜。此时久病的奶奶病势越来越严重了，胃痛起来汗水像豆珠一样滚，痛得无奈时让婶婶用手使劲按她的胃部，还让我用脚挤压她的胃部止痛。奶奶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婶婶想着在她临终前让她吃上一顿饱饭，千方百计搞来了一点面粉，做成面糊糊喂她，奶奶摆着手不让喂，挣扎着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不行了……吃、吃、吃什么…也没有用了，给娃娃们吃吧，救、救…救他们吧！”这天夜里奶奶又突然醒过来对我说：“书不要念了…到玉门去…找个工作。”这是奶奶临终前对我的嘱咐。第二天早上，大雪纷纷扬扬，奶奶已经不省人事了，呼吸短促，拉起了毛声，这时婶婶叫我赶紧去给玉门的姑姑发电报，给爸爸的单位和大姑的家里捎话，说奶奶不行了，叫他们赶紧回来。当我披着雪花返回家门时，奶奶的双脚已经踏入了地狱的门坎，睁着两只眼睛，回睦着对人世间的留恋。我扑到奶奶的身上，把住奶奶的双肩，盯着奶奶不瞑的眼睛，失声地哭叫着：“奶奶！奶奶！奶奶！……”院子里的张爷听到我们的哭叫声，托着浮肿的身子，来看了奶奶一眼，步履螨跚地返回时载倒在了雪地里。户外刀片似的雪花抠打着门窗，天愁地惨，奶奶闭上了双眼，奄然归西。
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天崩地坼，望着奶奶的遗容我有些木然。婶婶说，奶奶躺下了，我们只有这一间屋，再不能等你爸爸和姑姑们了，快去给魏家姑父的大哥报丧，他家人手多，请来商量发送奶奶。
我走出家门，新关白茫茫的一片，连树枝上也是雪挂，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在厚厚的雪地里我艰难地来到了魏家，跪在门口通报了奶奶去世的噩耗。魏大叔见了赶紧从炕上下来，双脚吃力地塞进了那双不相适宜的鞋，颠颠簸簸地来到了我家。当时生产队的队长是曾给我讲过长工故事的严大哥，也来到我家。三个大人商量起了奶奶的后事，魏大叔说：“天寒地冻，人们都饿的爬不起来了，打坑抬杠是两件大事。”
严大哥动情地说：“老奶奶是好人啊，吃斋念佛一辈子